中国与日本园林的“借景”源流

周宏俊 \/ ZHOU Hong-jun   2016-11-24 22:17:17

周宏俊 / ZHOU Hong-jun

摘 要:中日园林间渊源极深,“借景”可谓显见的共通术语之一,并为《园冶》所极力推赏。介于此,考察了“借景”术语的起源以及在中日园林间的流传,具体比较了“借景”在中日古代文献中的情形以及中日近代园林研究对“借景”的阐释,发现“借景”先于《园冶》肇始并早已传入日本,但在中日古代园林中皆未见多少回响,而近代园林研究则从《园冶》中再发现了借景。进而试图挖掘中日园林关联性的一个方面:中日园林智慧相通,但日本园林自有其鲜明特征,日本园林对“借景”的阐释亦渐受其独特性左右。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借景”;源流;中国园林;日本园林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7-0088-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8-22;

修回日期:2016-0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51508392)、同济大学优秀青年人才项目(编号2014KJ065)和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科交叉类项目(编号0100219165)共同资助

Abstract: Borrowed scenery, which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Yuan Ye, c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distinct terms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profoundly. About this, the origin of the term of borrowed scenery and the dissem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is studied, the concrete situation of the term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s is compare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term by modern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is summari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term of borrowed scenery was initiated before Yuan Ye and transmitted to Japan quite early.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very limited responses about borrowed scener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and the term was rediscovered from Yuan Ye by modern studies. Further, it is attempted to inspect one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cal gardens, in which the culture and wisdom of the two is similar, but Japanese garden has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Japanese understanding on borrowed scenery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distinc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orrowed scene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garden; Japanese garden

1 关于“借景”

“借景”在汉语或日语中都是古典园林的一个术语,其余如假山,在日语中则以“立石”“築山”等词汇予以表达。就此意义上说,“借景”算得上中国及日本园林间极少的共通术语之一。

同时,正如《园冶》所言“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1],“借景”被赋予了造园的重要意义。中国园林中,拙政园中部远眺北寺塔、寄畅园借龙光塔、沧浪亭看山楼等诸多借景场景常常被视为古典园林的重要手法之一。在日本园林中则更进一步,借景园林被视为园林类型的一种,包括了修学院离宫庭园、慈光院庭园等相当数量的名园。

就上述2个层面而言,“借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中日古典园林渊源关系的某个方面。在中国园林及日本园林的已有研究中,多见的是对借景概念的阐释性解说以及结合现存案例的技法分析,尚未见到对“借景”术语及概念的历史变迁及其真实性的考察,这造成在对借景的理解上存在以今律古的偏差。同时,“借景”这一术语及概念如何传至日本、在日本园林及园林研究中如何传播、中日园林对“借景”的理解有何差异,这些仍是悬而未解的问题。

故此,本文以中日古典园林的“借景”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比较分析的基本方法,考察了古代文献中“借景”的用法以及中日之间的传播、近代以来园林研究对“借景”的发现与阐释,同时比较了“借景”在中日的不同情形。作为结论,本文梳理了中日园林间“借景”的源流关系,并以此略窥中日园林间关联性的一面。

2 古代文献中的“借景”2.1 3个典型

借助基本古籍库的关键词检索并加以甄别,可以获得数十计的关于园林或风景的“借景”条目,这些“借景”条目大多描述或暗含了空间化的场景,从中可析出3种类型,分别以3种著名文献为典型代表,即黄庭坚所记“借景亭”、计成所倡“巧于因借”、李渔所创“便面”及“尺幅窗”。

黄庭坚《借景亭》一诗中首次记载到借景一语,是为滥觞。据《山谷年谱》[2],黄庭坚于宋元符三年(1100年)住在四川戎州,期间参观了青神县的“借景亭”,赋诗为:“青神县中得两张,爱民财物唯恐伤。二公身安民乃乐,新葺城头六月凉。竹铺不涴吴绫袜,东西开轩阴清樾。当官借景未伤民,恰似凿池取明月。[3]”并在序文中道出原委:“青神县尉厅葺城头旧屋,作借景亭,下瞰史家园,水竹终日寂然,了无人迹,又当大木绿阴之间戏作长句,奉呈信孺明府介卿少府。”简单说,即在城头上作亭,因处高位而俯瞰邻近一处园林,借观他人美景。

“借景亭”一名仅为黄庭坚所记。然而,黄庭坚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历”[4],任源在其注释中列举了该诗的4处用典,指出“凿池取明月”取典于杜牧的“凿破苍苔地,偷他一片天。白云生镜里,明月落阶前”,而对“借景”并未考出用典。就此意义上略可推测“借景”一语始自《借景亭》。

而一代文人领袖黄庭坚之后,“借景亭”本身倒成为一种典故,自宋代至清代的引用文献多达数十种,即便在黄身后不久,前有陆游“吊古游青神”[5],后有汪元量来访并写下“巍亭借景引壶觞,元祐诗人翰墨香”[6]。甚至,南宋诗僧宝昙在其《橘洲文集》中不仅引用了这一典故[7],更将其转用于居室的改造实践,“清阴堂即予便斋,深可数室,广才一室有余,南依丰氏之邻,邻皆修竹,因置短屏,开明窗以延致之。”并洋洋得意于他的用典,“取山谷借景亭之语大书而扁之”。

此外,计成在《园冶》中单列“借景”一章,并在“兴造论”部分对借景展开了定义式的论述,“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翠,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畽,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1]。计成虽强调“无拘远近”,但就“烟景”一词,并结合园内向园外眺望的实际情况而言,可谓一种“登高眺远”的空间模式。然而相比黄庭坚的盛誉,《园冶》作为一种专门著作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很小①,其中要因之一可能在于计成并非当时的一流文人②。

再者,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的窗栏第二中有“取景在借”一节,开篇即点明宗旨:“开窗莫妙于借景,而借景之法,予能得其三昧。[8]”接着极富意趣地介绍了为借景所创之“便面”及“尺幅窗”的做法,实为“便面”“尺幅窗”2种窗洞,进而透过窗洞观赏外部的风景。此处“便面”为折扇名称的一种,即将窗户设计成折扇的形状,“尺幅”意即画卷,指把窗洞设计成具备绘画构图的画框。李渔明示了他的创作理念,“皆以入画一念有以致之也”,并宣扬了他的创造目的,“同一物也,同一事也,此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窗,则不烦指点,人人倶作图画观矣。”即对窗户形式的处理遵循了绘画的理念及构图,窗户成为山水画的画框,通过窗户所见风景便可与山水画相当。这在李渔之后的文人王特选处得到共鸣:“扇窗甚佳,借景皆可成画”“补窗留便面,巧与画图争”“佳处忘真假”,云云[9]。

由上可见,古代文献中关于借景的“借景亭”“便面”“尺幅”各有所指,并不等同于从园内向园外的眺望。即便作为造园专书的《园冶》提倡借景即眺望,但《园冶》相对于黄庭坚与李渔的作品而言,毋庸置疑其影响程度应当是极有限的。这或可对另外一个鲜明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即在文献调查范围内的大量园记中,确实存在诸多眺望园外景物的案例,然而园记皆未使用“借景”一词③。

2.2 日本的回响

黄庭坚的作品早就传入日本,尤其对以京都、镰仓的禅宗寺院为中心的五山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当时一句谚语“东坡,山谷,味噌,酱油”[10]中可见一斑。当时以汉语文学创作为主业的五山派僧侣学者崇拜诸如苏轼、黄庭坚等相当数量的中国诗人,并围绕偶像的著作创作了各种注释集,日语称为抄物。室町中期的万里集九著有《帳中香》[11],是著名的一种。其中围绕黄庭坚所记之“借景”,万里集九对“借”字作了详细注释④。

《帳中香》是万里集九于1485—1488年滞留江户间在讲解黄庭坚汉诗的基础上整理出的讲义录[12]。一般抄物以写本的形式保存在寺院中,并不广泛传播。但《帳中香》是个例外,现存的除了室町末期的写本以外,还可见到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4年)的刊本。

而关于《园冶》东传,大庭侑在对唐船持渡书的研究中涉及三点记录,分别是日本元禄十四年(1701年)传入的《名园巧式夺天工》计一部三册、正德二年(1712年)传入的《园冶》计一部四册以及享保二十年(1735年)传入的《夺天工》计四部[13]⑤。在近代之前,有江户国学者喜多村信节作于1830年的《嬉游笑览》中有关于“借景”的叙述,直接转述了《园冶》“兴造论”与“借景”两部分中的有关论述[14]。

与黄庭坚类似,李渔在日本也有拥趸者。江户大名、白河藩主松平定信著有《菟裘録》一文,极力推赏李渔,并参照《闲情偶记》“居室部”的体例,叙述了有关日本建筑、园林、装饰等内容[15]。然而,相比《闲情偶寄》“居室部”将“借景”视为要点并详加解说,《菟裘録》并未涉及“借景”的任何内容。事实上,松平定信虽非造园家,但监督了浴恩园的建造,应当具备关于造园的素养,其对“借景”的忽略,或许缘于李渔所述窗栏之借景在日本建筑园林中未有对应的语境。

2.3 日本园林的传统用语

事实上,在日本造园中存在与汉传“借景”一词相类似的替代术语,关于此,在被称为日本近代造园研究先觉者的小泽圭次郎所著《園苑源流考》中有相关阐述[16],大意为:凡造园方略,就天工与人为之结合而言有2种方法,一是假借天景以资人工者,另一是巧用人工妆点天景者,前者源自中国称之为“借景”,于日语则谓“見越”,所谓借景将园外景物借来以供园内观赏,而所谓“見越”则指越过眼前所见近景,从其上端或其间隙而眺望远方景象,俗称“見越富士”,“見越松”等即为此类。在这个定义中,“借景”即为从园内向园外的眺望,区别在于“見越”意味着作为视觉边界的中景的存在,这从字面的“越”字也可略窥端倪。

小泽圭次郎的比较论意味着日本造园中向园外之眺望与中国的情形略有不同,且有日本造园的惯常术语。除“見越”之外,“見渡”亦为使用率较高的术语。如镰仓室町僧人造园家梦窗疏石描绘天龙寺方丈远眺岚山:“天竜寺方丈の集瑞轩より雪のふりける日あらし山をみわたして雪ふりて花かとみゆるあらし山松と桜ぞさすがかはれる”[17],大意即在雪天从天龙寺方丈的集瑞轩远眺岚山,雪如花而山上松樱千变万化,其中“みわたし”即为“見渡”。直至近代,黑田让在其《江湖快心録続》中述及无邻庵眺望东山仍沿用“見渡”一词[18]。

类似于上述古汉语文献中“借景”不完全等同于向园外的眺望、且园记中鲜有涉及“借景”这一情形,“借景”在日本古代文献中亦仅有极其有限的回响——在对日本古文献展开的一定程度的检索调查中并未见上述万里集九及喜多村信节之外的案例。并且,日本造园相关传统中亦有另外的惯用术语,并沿用至近代。

2.4 中日共通的“巧”智慧

无论中国古代园林中借景与园外眺望并不等同,抑或中日园林相关古文献中“借景”的身影极其寥寥,这仅是语言表现形式上的情形。而“借景”所体现的是一种“巧”智慧,“借”成为审美意义上的概念[19],一方面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境界相通[20],另一方面贯穿于中日园林的外景意识。

与万里集九略同时代的五山学者琴叔景趣在《酬业叔诗》序文中描述其造园感悟:“余就今之南涧借隙地一区,以营堵室,且复借山借水借烟云,花时借花,雪时借雪,以为我有,我有者咸造物之无尽藏也。[21]”这真可谓“自古园林须借景”[22]。

《园冶》所倡借景在视觉景观上即为“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一法,关于此法,中国古代园林未见详细演绎,而在江户儒学者广濑政典的园记却有精妙暗合:“有树之绕而翳焉者,剔颠刜旁,大者斧之,小者镰之,整然如剪马鬣,高与栏腰齐。舟之上下于墨水,其近者,树身为之遮隔,彼不伺我,而我得姿闻舳舻欸艿之声,其远者,彼之见我,不详我所存,而我之望彼风帆雨篷,以增益我观,是以在我者无伤,而取彼者可喜者也,巧矣哉。[23]”这几乎可成为《园冶》中“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的最佳注脚。

3 近代研究中的“借景”3.1 早期中国园林研究中的“借景”

对借景的关注大致与对中国园林的整体研究同步而得以展开,最早的例子是王璞子1940年的《中国园林建筑》一文,其中提及《园冶》以及“借景”,并列举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作为借景的案例,也引用了李渔的借景技法[24]。成书于1937年的《江南园林志》也将木渎羡园看灵岩山、寄畅园望龙光塔称为借景佳例[25]。这之后,诸多研究者在其著述中涉及“借景”,例如刘敦桢1957年的《苏州园林》、陈从周1958年的《建筑中的借景问题》、孙筱祥1962年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创作方法的探讨》等。陈从周的《建筑中的借景问题》为最早的以借景为主题的著述[26],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类文献逐渐增多。

一般认为“借景”自《园冶》一书起始,并得以系统的解说,前述王璞子与陈从周在其著述中都持这种看法。并且多数研究从《园冶》的叙述中汲取了对借景的分析方式,典型者莫过于《园冶》所提及的“远借”“近借”“仰借”“俯借”的四分法,如刘敦桢的《苏州园林》。

陈从周是关于借景的最早关注者之一,在早期园林研究大家中亦发表了最大量的借景相关论述。在其1956年的论文中,庐山草堂的眺望、拙政园远眺北寺塔、寄畅园遥望龙光塔被列举为借景的案例,甚至拙政园内部邻接院落之间的眺望也被归纳为借景[27]。在其1958年的著述中,常熟的若干园林、颐和园及避暑山庄等从园内向园外的眺望被总结为借景案例,并将借景从园林的范畴扩展到了寺院、陵墓等范畴。更在之后的著述中将借景扩展到岱庙、七星岩等自然风景地域的范畴①。

可以说陈从周的论述极大地扩展了“借景”的内涵,在其最初的著述中,借景被解说为园内与园外之间的对景,此后逐渐被解释为约等同于广义的眺望。作为先行者的陈从周对借景的泛化解释,加之《园冶》所倡的园外眺望,对形成当代关于借景的认识应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现存的各个园林中,一旦能够望见园外某物,便成为今日所认为之借景。

3.2 日本近代初期的“借景”与“园冶”

而关于日本的“借景”,除了上述万里集九与喜多村信节2个古代案例,对近代初期即明治大正间的相关文献也进行了广泛调查,共获得7个案例,可谓“借景”的密集登场。历史学者横井时冬写于1889年的《園芸考》是其中的最早一种,其余则有小泽圭次郎、汤本文彦、森鸥外、古宇田实及本多锦吉郎等人的著述,基本上是与园林有关的专门书籍和论文,其中提到了伏见山庄、天龙寺、西翁院等若干园林。

这一时期与“借景”一词密集登场的状况相对的是,“見渡”等其余多种相关用语仍然存在。如上文略涉及的,江户末期文人秋里离岛及明治大正美术评论家黑田让的著作中涉及相当数量的园林,也包含了诸多关于园林眺望的记述,但“借景”从未出现过。介于此可以推测,与小泽圭次郎等人相比,秋里及黑田等尚未意识到借景这一用语。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涉及“借景”的古代文献非常之少,明治期间,“借景”开始密集登场,同时“見越”“見渡”等同类术语并存。

可以发现,“借景”在明治期的登场与当时对《园冶》的认识有关。上述《園芸考》及一代文豪森鸥外所著《園芸小考》,皆指出从《园冶》中获得了对“借景”的认识[28-29],同时小泽圭次郎虽未明示,但在其行文中可以捕捉到《园冶》的痕迹。一方面,小泽圭次郎认为“借景”等同于向园外的“眺望”,这一态度接近《园冶》对借景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其另外的《公園論》一文中,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一语。可以推断小泽圭次郎读过《园冶》相关内容。此外,《園苑源流考》中有一句“建築園冶ノ材料”(建筑造园的材料)[30],此处“園冶”为造园之意。

这一用法值得注意,因为“园冶”一词在古汉语中并非常用语汇,现代日语中也不包含造园的意思。唯有《日本国語大辞典》一种辞书中对“园冶”做出2种解释:中国最古造园书名、造园及园林,并列举明治文学家坪内逍遥1885年的《小説神髓》等为例,其中把绘画、铜器、建筑及“园冶”等称为有形的美术,此处“园冶”即为园林的意思。

在广泛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园冶”一词作造园之意这一用法,恰恰只在明治大正期间屡次出现过。1884年《大日本美術新報》刊载关于造园法的《園冶の問》[31]《園冶の答》[32]2篇,是最早的例子;建筑家前田健次郎1893年发表《園冶の話》一文,标题中“園冶”即为造园,文中又列出了《园冶》书名[33];史家汤本文彦赞叹天龙寺庭园“本寺の園冶は所谓嵯峨流の蕴奥を究むと谓ふ。[34]”(本寺造园可谓嵯峨流的精深之极)画家兼造园家的本多锦吉郎在1905年《庭園の話》一文中明示园冶即造园,“此園冶即ち园芸の事。[35]”(此园冶即为园艺之事)小泽圭次郎在后来的《明治庭園記》中也感叹道“則園冶能事畢矣”[36]。

“园冶”作为造园之意短时集中出现绝非偶然,细读可见大多数关联作者属于造园、建筑、美术等关联领域,当与彼时这些领域的知识界对《园冶》的发现与认识息息相关。再结合前述的“借景”于明治大正期密集登场,可初步推论,当时处于开创形成阶段的各专业及研究领域,认识到了《园冶》,并从中获得了“借景”。

3.3 日本园林研究中“借景”的定义

自小泽圭次郎始,日本园林研究者好为“借景”定义,在近代以来诸多造园文献中,关于“借景”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略加分析可将这些定义归为4类:视借景为眺望的“眺望论”、着重园内外景物协调的“调和论”、强调借景作为园林主景的“主景论”、意指园林本身趋向极简与消失的“隐灭论”。

小泽圭次郎所解说的作为眺望的“借景”,在造园家池边武人[37]、江山正美[38]等处得到响应:借景即为园内眺望园外景物。而早在1920年造园学科开创者之一田村刚即在其《造園美としての自然と人工》一文中提出“调和”一说,主张通过对园林内部局部布局的改变及设置篱笆等边界这2种手段,以获得园外的风景、遮蔽恶劣的景象[39]。而另一位开创者上原敬二1926年发表了关于借景的最早论文《借景とヴィスタ》,主张园外之景成为园林的“主景”,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背景[40]。造园学者进士五十八延续了主景论的论调,更强调园林本身不过是借景之衬托、接近灭却的状态,为“真正的借景园林”,并认为园内只铺白砂、取远处青山之借景为借景园林的典型做法[41]。

建筑家、园林研究者西泽文隆将这4类描述为借景这一造园技法发展的4个阶段,从眺望外景演化为内外调和,再发展至园林主景,直至园林内景的消失[42]。然而事实上,西泽文隆没有提出、园林史发展中也未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所谓的发展历程,更确切地说,西泽文隆所描述的其实并非园林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是日本园林研究者对待借景的解读方式及其演变。稍加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园林研究所强调的借景的主体化、内景的极小化,并不来源于中国古代或近代以来对借景认识的任何一种,而是与日本园林研究所认同的典型的借景园林的特征息息相关。

在对明治以来的主要造园文献展开梳理的基础上,可见大德寺本坊方丈庭园、慈光院庭园及圆通寺庭院等称得上借景园林中的公认典型。三者皆为禅宗寺院中附属于建筑物的园林,都是尺度较小的坐观式园林,皆以低矮的修剪灌木为边界以眺望远景[43](图1)。而与之相对,远望对象堪称宏大。如大德寺本坊方丈庭园东庭与圆通寺庭园皆借景比叡山,海拔超过800m,为京都名山(图2),无论从历史绘图或现场观感而言,山之借景是园林的主要观赏景物,同时园林内景皆为不过数十平方米的极简样式。位于奈良的慈光院庭园也是类似情形(图3)。

这3个园林所呈现的样态可谓对园林研究者们提出的“主景论”及“隐灭论”借景的极佳脚注:借景为主景,园林内景接近消失。事实上,园林研究者们正是由于对此等园林案例认识的拓展及深入,从中制定出借景园林这一类型,并将对“借景”的理解由早期的《园冶》式借景逐渐转向为“主景论”“隐灭论”的借景。对于日本造园而言,“借景”这一概念西来后终究归于本土化解释,“借景”名下则为日本造园之实。

4 结论

综上诸多分析试得出如下结论:在《园冶》之前,早有多种文献涉及“借景”一词,并将之传入日本,亦获得有限回响;但可以说“借景”并未融入日本古代园林的主流传统,在关于中国古代园林的叙述中其实也未见太多涟漪;而在近代园林研究中,中日的研究者从《园冶》中再发现了“借景”,并逐渐将其上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在中国园林研究中,“借景”的概念不断宽泛化,而日本园林研究者对“借景”的阐释呈现狭义化、极端化的倾向,其概念逐步本土化,接近日本典型借景园林实例的构成。

因而,很难说 “借景” 作为舶来品传入日本对其具体的造园理念或技法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地,其概念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园林的本土化左右。再推而广之,正如前辈学者业已指出的,中国园林对日本园林的影响,较之某种技法,更大程度上是思想及文化层面“形而上”的影响[44]。就借景的实质——园林外景而言,中日影响更表现于相似文化背景下造园思想及智慧层面的相通性,以及近代研究基于《园冶》的相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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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宏俊/1981年生/男/江苏常州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日古代园林历史及理论(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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