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及园林植物的传承与演变

齐君 / QI Jun 郝娉婷 / HAO Ping-ting   2016-05-08 16:26:24


齐君 / QI Jun 郝娉婷 / HAO Ping-ting

  摘要:宋代城市及园林植物运用的变化反映了两宋科技及文化发展的社会特征。通过对古代文献特别是宋代的植物学专著进行研究,从中发掘城市及园林植物的历史价值顺位的一些变化特征。发现观花植物的普遍兴盛及植物象征意义的理性深化是宋代植物景观变化的2个趋势。造成这种演变的主要原因分别为两宋科技与经济的成熟、文化与审美的成熟。

关键词:园林植物;价值地位;科技;文化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2-0112-05

中图分类号:S 688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7-30;修回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编号13&ZD072)资助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plants in Song Dynasty reflects the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 of the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ancient literature, especially botanical books finished in Song Dynasty, this essay finds several changes in the ranking order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plants. The popularity of flowering plants and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plants' significance are two trends in Song Dynasty. Two main reasons lead to these trends, one is the maturity of science and economy, and the other is the maturity of culture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landscape plants; values; technology; culture

作为城市绿化的本体,中国古典园林植物以承载文化景观为徽帜。开园造囿自不必说,即使是作为单纯的行道树景观,也历经了2 600余载的传承与演变。就其传承与演变的结果而言,既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又兼具文化及审美发展的主观性。前者是经验的园林,后者则是意志的园林。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宋代园林被归入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是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突出代表。宋代园林艺术,特别是文人园林,既完全承接了隋唐以来的儒、道、禅思想,又奠定了明清私家园林精神追求的范本,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对成熟期的研究规避了造园艺术的下滑态势,继承了宋代园林的历史高度,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扬与创新。植物是宋代园林美学品格形而下的有机体,反映了中国古代自然与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正是当代中西方风景园林对话的焦点。因此,对宋代园林植物的研究不仅具有传承与发扬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在于从古代文明中学习人与环境二元合一的发展观。本文将通过梳理两宋以来城市、园林植物价值地位的变化来揭示这一时期风景园林思想发展的重要规律(表1)。

1 植物价值基本顺位

《全芳备祖》是一部关于植物,特别是人工栽培植物的专辑,由南宋人陈咏所著,记载了近300种植物,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中对植物的排序较为讲究,陈咏在自序中写道“洁白之可取,殊异,尤节操之可嘉,英华之夐出,香色之具全者,是皆禀天地之英,皦然不可不列之于先”,可见作者是按照南宋时期植物的重要性来排序,虽是其个人的主观臆断,但从中大致可以反映出宋代城市及园林植物的价值地位[6]。

在宋以后的植物学专著中,如明、清时期的《二如亭群芳谱》及《广群芳谱》,植物的编排大致延续了《全芳备祖》中的顺序(表2),如梅、杏、桃、松、柏、杉基本都被列于章节的开头部分,而荷花、牡丹、海棠等的顺位又有细节的调整[6-7],可见古代植物学专著的作者对植物顺序排列的谨慎。从此类书著目录对植物的排序推断该植物的历史价值地位具有一定可靠性。

2 价值地位上升的植物

2.1 梅

梅是两宋期间地位最高的园林植物,甚至可以说,梅就是宋代的象征。据统计,梅的植物意象在《全宋词》中出现的频次达到2 953次,《全宋诗》中以梅作题材的诗文达4 700余首[8-9]。林逋及范成大是宋代梅文化的代表人物。林逋是北宋隐士,隐居杭州西湖孤山后坡。林逋酷爱梅花,在其园圃中植梅达360余株[10]。林逋品行高洁,“梅妻鹤子”,受到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大家的一致赞颂。著名的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即是他的作品。如果说林逋对梅的贡献体现在“文”,那么范成大对梅的贡献则表现在“质”。范成大不仅是北宋著名诗人,同时也是园林、植物学家。他撰写的《范村梅谱》是世界第一部梅花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载了梅花的各类品种、植物学特征以及移植、嫁接等培育方法,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此外,《范村梅谱》的诗句中记叙了梅花在园林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反映出了宋代梅花审美及种植的高峰[11]。

2.2 海棠

海棠的观赏价值在宋朝有明显的提升。宋人陈思曾著有《海棠谱》,他在序中写道:“本朝列圣品题,云章奎画,烜耀千古,此花始得显闻于时、盛传于世矣。”从中可知,海棠的审美价值是在宋朝开始兴起的。在先代之中,唯有唐相贾元靖曾将海棠誉为“花中神仙”,而至宋代,海棠的价值开始被大量文人发掘,先后产生了关于海棠的大量题咏。宋真宗赵恒在其后苑植有海棠,并且在《后苑杂花》中将海棠置于首章,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陈与以、范纯仁、晏殊、杨万里等宋代诗人的诗文中可知当时庭园之中盛行种植海棠[12]。

2.3 菊

对菊花的审美欣赏由来已久,而对菊花的人格比拟及园林种植,历代文人都以陶渊明为首。陶渊明将菊与松并举,赋予了菊高洁的隐士品格。唐代以来对菊花的推崇有增无减,特别是在契合了重阳节的习俗后,菊的文化特征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在宋代理学对菊的人格象征方面也有所发展,但真正决定菊花在宋代地位再次上升的是对其物色欣赏的提高。清人许兆熊在《东篱中正》中认为,对陶渊明爱菊虽然“聊以寄兴”,但“于菊之优劣不暇辨也”“宋以来始有名目”。宋代园林种植技术的发展为菊花的种植及新品种的培育带来突破。《刘氏菊谱》《史氏菊谱》《范村菊谱》《周师厚菊谱》《沈竞菊谱》《胡融菊谱》《马楫菊谱》纷纷出自宋代,列举菊花品种达162种之多[13]。

2.4 琼花、玉蕊

对琼花与玉蕊的认定,宋代开始就非常混乱,众说纷纭①。玉蕊名盛于唐代,以长安兴业坊唐昌观的玉蕊最为出名。《苕溪渔隐丛话》写道扬州后土祠有琼花,“洁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创亭于其侧曰无双”“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琼花”,于是玉蕊花与琼花在宋代发生了识别混乱。据刘敞《移琼花》记载“彼土人别号八仙花,或云李卫公所赋玉蕊花即此是”又将琼花与玉蕊统一识别为八仙花一类。《全芳备祖》《广群芳谱》等古籍中都将琼花、玉蕊与八仙花、绣球、紫阳等分门记载,认为其二者所指皆不是一种植物[6-7]。现多认为,唐代所指的玉蕊应是山矾科山矾属的植物白檀,琼花是忍冬科荚蒾属的植物绣球荚蒾[14]。由于产地多为扬州,并不容易成活,在宋代后琼花就被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述了仁宗、孝宗皇帝分别在禁院、南内都曾有栽植琼花,但没有成活[15]。虽然宋代产生的各种说法使琼花与玉蕊的分辨愈发混乱,但其从侧面说明了这2种植物在宋代的运用开始逐步增加。



2.5 莲

对莲的审美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以来就有文献记载,或名芙蓉、芙蕖、菡萏等。唐代佛学的风靡为莲花染上了浓郁的禅意韵味。无论唐宋,作为水生植物,莲都在园林、城市绿化、风景区建设过程中基本处于“逢池必种”的状态。但宋代的莲花又有品格上的提升。自理学家周敦颐之《爱莲说》之后,莲文化又新添儒家君子人格的象征意义,苏轼、黄庭坚也先后对莲的“花之君子”形象进行了一番歌颂,使莲花成为儒、道、禅三教并尊的园林植物[16]。

2.6 木芙蓉

在《离骚》中芙蓉是莲花,而木芙蓉又别称木莲、拒霜花。可见,莲花与木莲总是成对出现,前者栽种水中,为水芙蓉,后者栽于岸边,为木芙蓉。由于其花期多在秋季,宋后,木芙蓉不畏霜寒的“比德”思想开始显现。孝宗皇帝在木芙蓉的画中题诗道:“托根不与菊为奴,历尽风霜未肯降[17]”。而到晏殊笔下,木芙蓉则更是成为坚贞高洁的爱情象征。

2.7 山茶

宋代园林栽培技术突飞猛进,使一些本来难以成活的植物得以运用到城市园林之中,山茶就是其中一例⑤。宋人徐玑在诗中写道:“山茶本晚出,旧不闻图经;迩来亦变怪,纷然著名称。”宋代,关于山茶的诗词题咏越发常见,其中不乏陆游、曾巩、黄庭坚等大文豪的作品。仇春霖、王铎2位当代学者也表示,由于栽培技术的限制,山茶在宋代才开始被运用于园林之中[10,17]。



2.8 茉莉、素馨

茉莉与素馨在宋代属于远方奇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素馨旧名耶悉茗,与茉莉胡人从西国移入南海,自此中国所在而有其花”[5],《洛阳名园记》中也有提及“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4]。关于茉莉及素馨的题咏,唐代极其鲜少,而在《全宋诗》及《全宋词》中则分别多达30~70余处。《东京梦华录》中还描述了东京城西的花田大量种植有素馨[5],可见到宋代,这2种花的种植培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由于茉莉及素馨均花香浓郁,宋人常将其二者搭配种植,如范成大写道:“素馨间茉莉,木犀和玉簪”“腥水留灌茉莉,结香旋薰素馨”。

2.9 木香、荼蘼

木香本非常见植物,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木香“从外国舶上来”,又称“江淮间亦有此种,名土青木香”。一开始,木香的种植仅出现于皇家园林,“京师初无此花,始禁中有数架”,后来“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号‘禁花’,今则盛矣。”可见木香在宋代的种植已经普遍[5]。荼蘼在古代文献中多写作酴醾①,与木香同属蔷薇属植物,《学圃杂疏》就将荼蘼作为白木香。自宋以后,荼蘼的价值地位也有所提升,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由于荼蘼花期在夏末,因此苏轼、苏辙、杨万里、梅尧臣等文人古人移情荼蘼,赋予其“不争春”、怀才而又洒脱的人格特征[7]。

3 价值地位维持不变的植物

3.1 桃、李、梨、杏

桃、李、梨、杏在唐宋属于乡土树种,相比从他国引进的奇花异果更容易成活。而且,此类果树树形、花果的观赏价值也较高,造成了社会范围内园林中的普遍运用。由于桃、李、梨、杏花期基本在春季,又常常和咏春的诗词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唐宋以来生产力的提升,人对自然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像桃这样带有一定宗教神秘色彩的植物不断拟人化,被赋予各种主体的外形或品格特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3.2 松、柏、竹

作为四季常绿树种,松、柏、竹的种植历史已非常悠久,松、柏常被作为城市行道树树种,竹子也是苑囿园林中的常客。松柏岁寒后凋、竹虚心贞节的比德思想贯穿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唐宋期间松、柏、竹的地位仍然位居上层,因此不再赘述。

3.3 榆、柳

榆树及柳树的文化价值相比松柏而言要逊色几分,但其功能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却占据着超越松柏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古代防护绿地中的主要树种。其一是防止边境民族的入侵。《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中都有记载宋朝政府颁布种植榆、柳以防辽、西夏的入侵。其二是用作堤坝的防护。赵宋时期,在湖泊两岸种植榆柳以巩固土壤成为治理水岸的普遍做法,在史书及诗词中有记载苏轼、陈尧佐、沈披、杨万里等政府官员都参与过柳树的种植工程。再者是作为城市行道树种植。宋代大规模地使用榆树、柳树作为行道树树种,不仅两京,据文献记载,彭州、郓州、福州、桂林、徐水等地都以榆、柳作为城市行道树夹道种植[19]。

3.4 芍药

芍药于魏晋期间开始成为园林中的主要观赏花卉,一直被大量运用于皇家园林。晚唐,芍药逐渐融入民众并且在园林中十分盛行。至宋,栽培技术的成熟使芍药的运用更加普遍,扬州迅速成为名冠天下的芍药培植基地,芍药的专著也在宋代开始出现[20]。

3.5 枫

《说文解字》中写到枫树“汉宫殿中多植之”,上林苑及华林园中也都有种植,说明了枫树自汉代以来就盛行于皇家园林之中。而《楚辞·招魂》中“湛湛江水兮, 上有枫。目极千里兮, 伤心悲。”2句则是为枫树渲染上了“悲凉”的文学意蕴②。在唐宋诸多关于枫树的诗词中常常将其与江河联系到一起,据此可以推断唐宋以后,枫树可能多被应用于河岸的栽植,以此巩固土壤或者营造滨水景观带[7]。

3.6 芭蕉

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记载“其东则有蕙圃……诸柘巴苴”,巴苴即芭蕉,可见早在西汉芭蕉就已经投入到园林的植物造景中。芭蕉本出自广州,唐宋期间被大量引入到江东,芭蕉在庭院中的种植至此开始普遍化。韩愈、皎然、白居易、李商隐、陈与义、范成大、黄庭坚等唐宋大家都曾留下芭蕉的题咏,足见种植芭蕉在当时的风靡[21]。

3.7 紫薇

又名满堂红、怕痒花、猴郎达树。早在东晋元熙年,紫薇的栽植就已经盛行于社会。唐代曾将“中书省”改名为“紫微③省”,遍植紫薇,紫薇自此也象征着“皇权”或“为官”的寓意。宋代依旧沿袭了紫薇在城市及园林绿化的运用。宋史记载荆门有紫薇连理,梅尧臣诗中更写道汴京“禁中五月紫薇树,阁后近闻都著花”,可见紫薇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22]。

4 价值地位下降的植物

在历史上,牡丹种植业表现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它无疑是唐代园林中重要性排名第一的观赏花卉④。隋唐时期,牡丹种植不成规模,身价不菲,是景观植物中的奢侈品。但牡丹的公众审美价值却没有受到其身价的限制,反而,不仅贵族园林中喜爱种植牡丹,寻常百姓即使种不起牡丹也会纷纷云集于长安、洛阳赏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一度成为唐代牡丹的代名词。入宋以后,牡丹的种植技术更为成熟,欣赏牡丹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但其文化品格却发生了明显的下降⑤。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是引领社会文化及审美意识变化的先锋。宋代以来,文人墨客对景观花卉的审美趋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歌颂的对象由富贵的牡丹转变为清冷的梅花。正如苏轼对牡丹的评价“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文人墨客的审美转向预示了宋代牡丹文化地位的下降[1,8]。

5 植物景观演变分析

宋代城市及园林植物的变化主要具有2个特点,一是观花植物的普遍兴盛,二是植物象征意义的理性深化。

造成观花植物兴盛的主要原因是宋代科技与经济的成熟。首先,宋代的文治政策激励了门类科技的发展,著书立作成为知识分子的追求,再加上宋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对南方植物的科研力度逐步增大,造成了园艺理论专书的多产及实践技术的成熟。据统计,宋代的园艺书籍在数量上达到了62部,虽然大部分专著只涉及一种植物,但每部专著都表现出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23]。科技的进步不仅解决了一些观花植物的成活问题,对新品种的研发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宋代观花植物兴盛,特别是对花卉的市场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如桃、李、梨、杏等果树更兼具生产性的实用价值,也成为园林中的经济树种而受到青睐。最后,政府及社会对园林绿化的愈发重视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24]。

造成植物象征意义的理性深化原因则是文化与审美的成熟。宋代,理学的出现标志了中华文化真正走向成熟[25]。宋代理学以儒家为主体,进一步与道家、佛家相融合。牡丹与梅花的唐宋之变正是理学影响审美最突出的一个佐证。理学在儒家思想润泽下,“善”占据了意识的统治地位,只要是反映正面伦理关系的事物都受到极力推崇,梅菊松柏都被赋予了正面道德观的联系,在植物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宋代理学统一了儒道禅的思想,但又淡化了具有虚幻色彩的宗教观念。如菖蒲作为长生不老药的观念逐步褪色,被其“忍寒苦,安淡泊”的人格特征所取代,莲花的君子形象也逐渐盖过印度佛教中的传奇色彩,桃树的鬼神言论也相继淘汰。

不仅科技及文化因素影响了园林植物的价值,甚至生态因素也开始初步发挥作用。宋代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视反映出农业文明社会生态观念的萌芽。“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城内遍植行道树,以防沙固土,改善城市小气候。河岸堤坝都有种植乔木及水生植物巩固驳岸。两京城外也都保持着天然山林景观,可谓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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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欣雅)

作者简介:

齐君/1990年生/男/云南昆明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风景园林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及理论,景观美学(武汉 430072)

郝娉婷/1987年生/女/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风景园林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及理论(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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