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环境保护方法的转变——从孤立的“场地”保护到全面综合的景观管理

鲍梓婷 / BAO Zi-ting周剑云 / ZHOU Jian-yun   2016-05-08 16:11:20


鲍梓婷 / BAO Zi-ting周剑云 / ZHOU Jian-yun

摘要:追溯了英国自然环境保护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并对传统的历史与自然保护方法进行了概述与分析,指出基于场地的自然保护方法由于其生态系统范式固有的局限性已无法实现对重要景观特征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无法应对当今城市化快速发展与蔓延下广泛城市与乡村景观的变化与衰退。在此背景下“景观”以其整体性和综合性逐渐成为新的媒介与工具,可提供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手段,以调和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固有矛盾。

关键词:风景园林;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景观保护;景观管理;景观特征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2-0087-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6-29;修回日期:2015-08-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编号12YJCZH16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14A030313226)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x2jzD2118190)共同资助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vers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traditional conversation methods, and pointed that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based on independent sites cannot achieve the conservation of important landscape character and biodiversity because of ecosystem's inherent limitation, and also cannot cope with the varying and recess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ndscape under the spread of urbaniz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nature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have both moved from emphasizing sites to emphasizing landscapes as the focus for management, and "landscape" becomes a new medium and method because of its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properties, providing a too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reconcil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versa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ture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landscape conversation; landscape management; landscape character

人类环境观念的转变促使了民间以及官方的环境保护行动的发展。传统的保护方式是基于场地的保护方法,在实践中面临着众多的矛盾与失效。人们日复一日的归属感和地方感并不仅仅来源于这些孤立和毫无生气的法定保护区和历史建筑,而是源自于更普遍、广泛的日常生活和场景,但在广泛的景观区域应用与这些国家重要保护区一致的管理方法也是不合理的;另外,自然生态系统的连续性也并不遵守人为指定的边界,其迁移、扩散、联系更为广泛。

当今的景观变化是全面而剧烈的,在改变的背景和新的诉求下,人们亟须一个更为整体和综合的工具来指导和管理景观变化在保护过程中容纳合理的发展。欧洲景观公约实现了“景观”概念的范式转变,其整体性和综合性为我们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方式和管理工具。

1 英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与传统的保护方法

1.1 环境观念的转变与保护行动的发展

从15世纪开始,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利受到尖锐的挑战[1]。与此同时,城市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城乡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激发了人们对乡村精神与审美魅力的理想化[1]。尽管有种种不实之词,不断上升的乡村情结反映出真实的渴望,自然环境与历史遗产保护运动的强度与规模随着城市的铺开、工业的增长而逐渐上升。

1877年,莫里斯推动了古建筑保护学会的成立,并由此推动了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的兴起,历史责任感并不是激励自然环境保护者努力的唯一原因,对安静、恬淡的自然美景的关注与保护也一直是强有力的动因。1894年成立的全国信托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如今已成为欧洲最大的保护组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志愿者性质的环保组织获得过像全国信托这样的成功[2]。

1970年被称为“欧洲环保年”,自然资源保护在广泛的社会关注下演变为政治议题,它的最终成就仍需法律和政策的变革来实现。100年以前的伦敦绿带建议直到1935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征收土地才有了有效的进展。在缺少有效计划的情况下,法律便成为地方政府唯一有效的治理手段:1947年的《城镇与乡村规划法案》规定所有的开发都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并且要求规划部分要把开发方案提交给主管官员审批。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行法》成为英国依法建立保护区的阶段标志性法律[2]。

1.2 英国传统的自然环境保护方法:基于场地的自然保护

迄今为止,英国保护区类别众多,共有35种,基本管理目标可分为以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以及以游憩、自然风景景观保护为主两大类,均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国际层面和欧洲的保护区均以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保护为目标,通过提高SSSI保护级别形成;国家和成员国层面的26种保护区类别中,以景观保护和游憩为目的有11种,占到成员国以上级别保护区类别的42%[3]。其中比较重要类别的包括:国家公园(NP)、国家优美自然风景区(AONB)、特殊科研价值保护区(SSSI)、国家自然保护区(NNR)和地区级重要地理地貌保护区(RIGS)。前4类都是1949年最早依法建立并延续至今的类别,RIGS则是除SSSI以外,最重要的地质和栖息地保护区类别。

1.2.1 重要的自然风景保护区

NP、AONB等代表了国家最美自然风景的保护区。“二战”后,斯科特委员会第一次就公众使用开敞乡村的权利问题提出了全面的观点,并要求在国家政策支持的乡村保护和规划的背景下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1949年《国家公园与乡村通行法》设立了国家公园委员会,即现在的乡村事务委员会,并建立11个国家级公园。从设立伊始,国家公园就身负双重目标:“保护和改善自然美景”和“鼓励为去国家公园度假的人们提供、改进娱乐设施,为人们享受户外娱乐活动和研究自然提供契机”。《1995年环境法》成立了独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接管了原先地方当局管理的职责,并编制“国家公园管理规划”。并明确规定,若2个目标产生冲突,任何相关政府部门都要把重点放在“对地区自然美景、野生生物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改善上”[4]。

除国家公园外,一些拥有高品质的景观、很高的科学价值和休闲价值的特定地区也被给予专门的保护——“杰出自然风景区”。一般比国家公园要小,归地方规划当局管辖以“保护和改善自然美景”。《2000年乡村与路权法》中要求所有“杰出自然风景区”必须有管理规划,并成为“保护委员会”,从地方当局手中接管管理事宜[4]。

1.2.2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

1992年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里约宣言》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各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达成的统一共识和行动纲领[3]。相对而言,自然保护区的概念主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关注自然栖息地和动植物群落的管理[4]。

英国官方的生物多样性政策在1994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英国的行动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英国的战略》中得到了体现。政策采取2种主要形式:动植物群落特殊物种的保护;保护场所的认定和保护。对原生地的认定包括自然保护区、“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区”、海洋自然保护区,以及对自然保护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通过地方政府、英格兰自然委员会和其他组织,保护区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以各种义务、管理协议的形式来实现保护。截至2004年,英国有395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和1 046个“地方自然保护区”。前者是具有国家意义的场所,自然保护区不是庇护所:它们是保护地区,有条件提供“研究与动植物群落有关事务的特殊机会”。“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区”的数量有6 569块,覆盖的面积大约占到英国陆地面积的8%。2000年公布了英格兰对“SSSI”进行保护、管理的新政策指引(草案),以最大限度地减小普遍存在的破坏现象[4]。

如同《欧盟保护指令》所要求的一样,英国也要采取特殊措施对特定的栖息地进行保护,根据《鸟类指令》设立“特别保护区”,根据《栖息地指令》设立“特别保护地”等。欧洲的这些“特别保护区”网络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2000网络”。“特别保护区”根据磋商意见自动成为“具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区”。

2 传统保护方法在新背景下的矛盾与失效

2.1 传统保护方法在实践中的矛盾与失效

2.1.1 无法调和的“保护”与“发展”矛盾

历史遗产,与“文化”和乡村、自然环境一起,均是旅游中的重要因素。有丰富的数据证明旅游业的影响力。然而,它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设立了旅游业论坛,众多的报告强调了为经济和复兴的潜力发展旅游业。

但“可持续旅游”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商业和经济优先意味着历史遗产必须为所投入的公共资金赚取一定的回报;另一方面,应保护历史遗产和旅游地的完整性。克罗尔认为相对于旅游业产生的效益,保护环境更为重要。明尼尼克认为“使旅游业成为环境友好的可持续行动的想法,说得好听是激动人心的白日梦,说得难听就是欺骗”。这些争论均体现了对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旅游对环境影响的高度关注。2000年底出版《场所的力量》报告对如何在所有公共政策领域中加强“保护”传达出强烈的信息。报告的2个主题是:在政府所有部门间寻找一条更协调的保护途径;如何提升历史环境的投资回报,创造就业和旅游业[4]。

2.1.2 “保护区”空间范畴的不断扩张

1)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休闲娱乐需求。

战后早期,国家的休闲娱乐政策大多关注于国家公园、自然风光优美的地区和海岸地区。但目前对关于大都市、区域和乡村公园的积极政策的关注正在升温。它往往是城市地区人们直接接触自然的唯一机会。粮食生产地位的下降使得人们尝试着更多地发挥土地所有者的作用,“进入乡村地区成为农业经济多样化的一种方式”。乡村管理局一直提倡乡村的环境保护和休闲娱乐,并把此作为农业政策的明确目标。1989年《新的农业发展方向的激励机制》提出,对农业产量需求的降低,为“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乡村奖励”“乡村管家”计划,对保护和改善有价值并受到威胁的景观的人给予奖励[4]。

《1986年农业法》中“环境敏感区”的引入标志着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规定农业、渔业与粮食部为能够带来环境效益的实际工作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农业环境条例”也成了规划词汇。1995年《休闲活动的环境影响》报告提出:在一些地区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交通拥挤、接待设施使用过度和各种活动之间存在矛盾等。2002年《可持续的粮食和农业战略:面对未来》不仅强调了在减缓乡村环境质量恶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认为除了推行法定的栖息地保护外,应以更强有力的规划政策和资金支持来鼓励更多的环境友好型实践。

2)无法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生态系统方式作为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总体战略和履约的基本行动框架,就地保护是公约强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方式。但由于野生生物并不遵守人为指定的边界,从而保护“从一处栖息地到另一处之间的野生生物走廊、生物圈和过河踏脚石”就非常重要。

《栖息地指令》特别要求欧盟成员国:“鼓励对景观特征加以管理——由于它们线性、连续的结构(如河流及其两岸、传统标识土地界限的系统等),以及它们作为过河踏脚石(如池塘或小片森林)的功能,对于野生生物的迁移、扩散和基因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4]”这旨在为“自然2000网络”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框架,要求“成员国应该努力,在那些被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发展政策中,应致力于改善‘自然2000网络’的生态连续性,应鼓励对野生动植物群落十分重要的景观特征的管理”[5]。同样也暗示了栖息地管理需要实现社会、文化、经济利益的平衡。这个要求是强制性的,除了对土地用途进行确认外,还包括了实际的规划管理工作[5]。

2.2 传统保护方法失效的根本原因——自然生态系统范式固有的局限性

O. Neill在2001年以一种批判的方式提出了生态系统范式的严重局限性,认为生态系统的空间维度存在2个严重的问题[6]:首先是假定相互作用和反馈发生于生态系统边界以内,然而其种群分布的范围可能更广;其次,是假设生态系统内是空间均质性的,这种简化忽视了系统的本质特征,即是异质性维持着系统的整个种群。这导致生态保护与规划模式中只强调垂直自然过程(即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另一个关键的局限性是它将人类活动看成是外部干扰。从而导致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自然决定论,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完全忽略了人/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7]。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环境与生态保护方法的基础是根植于系统分析理论的“机械解析”,根本思想仍是根植于笛卡尔关于物质和意识的二元化观点,将自然环境视为改造与管理的“对象”,将人类活动方面仅仅视为“外部干扰因子”,或仅作为社会经济因素被模拟,而忽略了其更广泛、深层的生态、文化、精神、感知以及美学价值[6]。如今地球上大部分的景观均是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被周期性的自然因素和/或人类干扰引起的长期或短期波动所维持着,人类的影响行为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被作为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景观组成成分来对待[6]。

诚然,基于要素和场地的保护仍在自然和乡村地区的保护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自然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并不遵守人为指定的边界,其迁移、扩散、联系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如今这种方法已不能抑制自然和保护区的衰退以及充分保护场地的特征,也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享受和了解自然的需求,并且忽略了更广泛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景观的生态、社会和历史文化价值。而在广泛的景观区域应用与这些国家重要保护区一致的管理方法也是不合理的。

2.3 乡村规划政策与管理体系的局限性

乡村政策议程的变换导致了中央政府部门机构职责的变化。随着农业作为经济部门的地位下降,1997年通过新部门“乡村事务部”的成立“来领导乡村的复兴”:环境保护的职能从环境、交通和区域部(其中包括规划职能)转移到农业、渔业与粮食部中,使其成为环境、粮食和乡村事务部。

乡村经济活动涉及众多独立部门:农业、渔业、林业、采矿、娱乐、旅游、乡村体育和乡村工业等,它们均是以消耗自然遗产资源为基础的,“引发的疑问是自然遗产是否有能力持续支撑它所面临的广泛用途”,这都表明了需要对乡村环境采用一体化的方法。苏格兰事务部在“乡村框架”中明确说明“用部门的方式处理乡村事务是行不通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白皮书中强调需要全新的、一体化的方法来实现乡村多样化的目标。乡村政策不只是局限于一个部门或战略,政策的整合需要从国家的层面上就开始[4]。

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乡村政策的新内涵包含了土地管理的问题,然而规划体系(甚至在2004年进行重大变革之后)设想的是处理土地利用事宜,其权利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土地利用上,对农业、林业几乎没有控制。随着对乡村地区土地利用及空间规划兴趣的增长,规划体系开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也因其过于辩解什么类型的发展方式更适合乡村地区,以及用一维的环境视点看待乡村而广受批评。尽管有其局限性,规划体系还是被认为是乡村和乡村经济管理的一个决定性组成部分[4]。

3 自然保护管理的新工具——景观的方法

3.1 新的背景

3.1.1 城市化进程下自然与乡村区域不可避免的景观变化

景观在今天已经被提上政治的议程,包括研究人员、规划者、决策者。其主要是由于普遍观察到的景观变化均是毁灭性的,许多遗产和资源不可避免的消失[8]。如今,城市化进程的典型形式已不再是城市或城镇的增长,而同样影响了乡村地区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的特点是对现有传统景观多样性的同质化,并创造了大量混乱的模式,与其他土地和空间并不存在任何生态联系。空间和环境规划希望能够引导和控制这些变化,但在合理尺度统一行动的缺乏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混乱的特征[9]。

如今在英国,除法定的特别保护区外,所有的海洋地区的管理规划已经落实,但并没有出现应用于整个陆地的规划管理要求。相似的有农业环境的方法,如环境敏感区域(ESAs)和乡村管理计划(CSS)确定了一些特定的栖息地及特征,并提供方法和资金。然而,近年来广泛的、综合的、全覆盖的乡村地区管理方法的重要性逐步显现,主要是由于在CAP(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强大的农业鼓励和资助下,生产过剩,导致农田动植物急剧下降,景观特色遭到严重破坏。但如今仍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在景观尺度下运行的综合的、总体的保护和管理计划[5]。

3.1.2 对新的整体性、综合性保护与管理方法的诉求

现在欧盟的农业政策更关注农村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CAP的改革需求,以及疯牛病和口蹄疫的爆发,已经促使政府,法定机构,农业和土地所有者以及NGOs推动更加可持续和整合的,融合了社会、经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广泛的乡村发展框架和土地利用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更加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自然保护议程开始形成,景观尺度的方法在英国并不是一个新的主体,但只有如今才开始被人注意。然而其驱动力并非鸟类和栖息地指令的影响,而是CAP改革和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关注和机会,以及乡村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生物多样性、景观和地方独特性的衰退的警告。它们同样是对欧洲尺度下其他协议思考的回应,尤其是对欧洲景观公约,欧洲生物和景观多样性策略(PEBLDS)和欧洲生态网络(EECONET)的回应[5]。PEBLDS聚焦于整个欧洲,伴随着的是不断增长的公众意识和对生物多样性和景观保护的关注,展现了一个革新和前瞻的方法来控制和改变欧洲生物和景观多样性价值的衰退,并强调了综合(integrated)和合作(coordinated)行动的需求。

总的来说,一个更加宏观和综合的视角开始出现。自然和遗产均已将管理重点从强调“场地”(sites)转向强调“景观”(landscape)[10-11]。这个概念的传播已通过空间规划中的景观方法和生物多样性行动规划中景观要素的整合得到证明。

3.2 新的概念

3.2.1 “景观”概念的范式转变

如今景观在新的背景下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概念,成为一个国际政策的工具,如欧洲景观公约和世界遗产公约,而且景观的概念具有双重性,其自身作为一个宝贵的资源,同时也成为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手段。

“景观”的含义与概念十分广泛,根植于广泛的社会和自然学科中,包括地理、生态和艺术。19世纪早期,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将landschaft定义为“某个地理区域的总体特征”(total character of an Earth district),这是最早关于景观科学和整体性的定义,并形成了以整合方法分析景观的潮流——整合了社会、美学、经济和环境要素。随后景观生态学之父特罗尔(Troll,1971)把景观定义为“全部的自然与人类生存的空间”[6]。后来Z. Naveh提出了“整体景观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新的共生关系[12]。

在欧洲景观公约中,做出了以下定义:“景观”(landscape):是一片可被人们感知的区域,其特征是自然和人类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3]。通过不断认知到景观评估不应再仅仅关注突出的或异常美丽的区域,欧洲景观公约可以被认为是欧洲政策发展中的一次范式转变:第二条陈述了公约应用于“(成员国)的整个领域,覆盖了自然、乡村、城市和半城市区域”[13]。它与传统规约关于景观保护与管理最重要的不同便是覆盖了所有的景观,无论是突出的,还是那些日常的甚至是衰退的景观[14]。

3.2.2 从“保护”到“管理”

在思考自然环境与文化景观保护体系时,理解“保护”(conservation)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1998年《以保护主导的重建:英国遗产委员会的工作》中提出:“保护并不等于怀旧,它为影响我们城镇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保护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导,能够通过给人们熟知的地区注入新的活力而使几十年来衰败的地区重新振兴起来。[4]”“保护”虽然在使用时常与“保存”(preservation)一词意思相近,但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存”是指状态不变地保持原样,“保护”则包含了改变甚至是改进的因素。对所有资源都不考虑代价而保存原样是不现实的,而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通过满足公共愉悦的需要而改进一个场所也是必要的。

最近的概念是“可持续保护”(sustainable conservation),或为可持续发展而保护。自然历史环境是一个不应被耗尽的有限资源,“保护”鼓励对现有建筑和材料的循环利用,使用当地资源,以及环境的多样性等。更重要的问题是“受保护的”自然历史地区与其他公共领域之间品质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见,从保护的含义来看,某种程度的改变是被允许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在于改变的程度应当如何把握?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对改变行为和活动进行“良好的管理”。

3.3 新的方法

3.3.1 “景观”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媒介

景观超越了纯物质的“环境”概念以及作为功能单元的生态系统,成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之结果的一种呈现。景观既非完全的自然现象,也非完全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位于一个区域文化和自然特征之间的独特综合”[15],景观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为我们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方式和管理工具。对所有人类利用的或改造的景观,其研究、管理、保护和恢复,都需要整体性的或综合性的方法,需要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畴。近年来景观也逐渐在国际议程上出现:“文化景观”已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特定类别;世界公约组织(IUCN)对“保护景观”的兴趣逐渐增加;泛欧生物和景观多样性策略已经达成;欧洲景观公约已经确定。在这些发展之下,可以对景观做一个大胆的定义:它提供了一个“中介”,通过其可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挑战[5,12,16]。

景观正好处于合适的空间尺度,它整合了自然与人类。它的主要原理适用于从城市到草原、从沙漠到冻土地带等任何类型的景观。它的空间语言简单,进一步扩大了土地利用决策者、多学科的专家和学者之间已有的交流空间。同时,它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是将主要重点放在对空间格局的研究上,相对容易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17]。景观作为可见的空间实体,这一简单的特征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强有力的实践和综合载体的基础[18]。

“景观保护”是指保护和维持景观的重要性和独特特征的行动,通过源于其自然配置和/或来自人类行为的遗产价值来确定。“景观管理”,指的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确保景观定期维护的行动,以指导和协调由社会,经济和环境进程所带来的变化。“景观规划”指的是强有力的,加强、恢复或创建景观的前瞻性行动[13]。“景观规划可以被视为一个领域计划,关注变化的形式,以预测持续发展中的新的社会需求。它同样可以与可持续发展一致,兼顾生态和经济过程,短期或长期中的。[19]”

3.3.2 “景观特征评估”的工具——辅助判断应如何改变景观

景观特征评估(LCA)的定义为“一种用于令我们理解和表达景观特征的工具;在它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分辨是什么特质令某个区域具有‘场所感’,及其如何让这个区域有别于相邻区域”。景观特征评估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尺度,从国家乃至欧洲的尺度到地方或教区的尺度,被认为是景观评估的一个新方法与新工具,可以帮助决策者、设计师、开发商、土地管理者等相关人士以及普通公众理解景观之间的差异,吸引他们参与其中,并为决策制定提供基础框架[20]。

根据BASTIAN(2000),对景观功能更好的理解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社会类别的前提条件。景观特征评估(LCA)被认为是,或正如Carys Swanwick所说,是链接空间和景观功能的一个途径,其根本目标是允许使用者判断在未来发展中是否或应以何种方式影响基本的景观功能。景观特征评估的主要目的便是管理变化,确保变化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行。在英国,LCA将整个国土领域纳入了特征评估的范畴,可以同时运用于景观保护区及非保护区的区域。它基于对景观特征的分析以辅助管理英国的广泛乡村区域,在容纳开发建设的同时保证乃至丰富整个乡村地区的景观质量[21]。

在欧盟的ELCAI(欧洲景观特征评估)项目中,已完成了欧洲全域的LANDMAP景观特征图,并基于LCA在政策的发展、制定和监测过程中的使用对14个欧洲国家进行了调研。研究涵盖了农业,旅游/娱乐,空间/乡村发展,住房/城镇规划,景观政策,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从而发现LCA在不同的过程有着不同的作用,LCA既被用作一个地图工具以制定保护地区(如丹麦、比利时、捷克共和国等),同时也作为景观管理和空间规划的一部分(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德国和荷兰)。同时,也是所有部门进行景观特征(结构、形态、多样性)监测和评价的基础,尤其是旅游,农业和林业部门,对应用LCA的兴趣正不断增加(如奥地利农业环境规划的监测/评价)[12]。

4 结语

当今的景观变化是广泛、剧烈而不可避免的,传统冻结式的“保护”概念是不确切,也是不现实的。如何在持续的社会需求压力下及已经逐渐衰退的景观现状[22]的背景下,对土地变化、开发建设下的景观变化进行有效并科学的管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景观概念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景观规划可被视为一个领域计划,关注变化的形式,以预测持续发展中的新的社会需求。而景观特征评估方法的发展进一步为人们判断景观应如何改变提供了空间框架和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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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媛媛)

作者简介:

鲍梓婷/1987年生/女/山东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景与生态规划(广州 510641)

周剑云/1964年生/男/新疆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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