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目标维度之生态体验学说

王屏 赵丽红 郭晓敏* Wang Ping Zhao Lihong Guo Xiaomin   2018-09-27 10:02:25

摘 要:随着中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风景名胜区逐渐成为旅游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风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解说则是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教育功能实现的有效途径,其中制定解说目标就任何解说系统构建而言都是成功的关键。鉴于此,在阐明自然景观属性和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本质前提下,依据体验理论谱系探查游憩者最优生态体验塑造机制,有所创新地提出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维度,并将其关联予以解构,旨在推动旅游解说在风景名胜区生态管理有序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风景园林;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目标;生态体验;二元解构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8-0140-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4-30

修回日期:2017-11-10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scenic area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which, however,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enic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cenic area interpret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its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nce the key to build an interpretation system is to set up an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al scenes attributes and the essential targets of scenic area interpretation, explores the optimal mechanism of shaping eco-experience through the lineage of experience theory, creatively proposes the objective dimension of scenic area interpretation and deconstruc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objectives. The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 in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scenic area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enic area; tourism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ecological experience; binary deconstruction

风景名胜区本质上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着的生态经济系统,由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共同组合而成,各子系统相互间的作用维持着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转。其中,景观生态为旅游经济的基础,在实现旅游经济目标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则是风景名胜区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生态功能的发挥并非为旅游活动自然结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的长期缺失易致旅游生产抑或旅游消费外部生成不可持续性现象,带来游憩业致命冲击。所以,在保护资源、教育和服务于大众等方面,景区需要承担更多职责与义务。

旅游解说作为能够带动资源、游憩者和管理部门之间互动交流的主要媒介,是将游憩者对生态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值的有效管理手段,在风景名胜区开发相对成熟之后,亦须借助合理的解说规划增强景区吸引力和竞争力。但目前中国大部分风景区的旅游解说质量不高,如解说主题模糊、信息供给不足、设施配置单一化等现象尤为凸显,已无法满足现代游憩者需要。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科学构建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系统的重要性与现实操作的紧迫性。

旅游解说(tourism interpretation)是基于解说研究,将解说放置在旅游背景中且以游憩者为对象而提出的[1-2]。本文对旅游解说的界定采纳了Follow的观点,即解说是一种代表生态取向与人之经历的总体规划、管理和信息交流系统,该过程再现了从环境中产生的自然、文化和娱乐价值,使得游憩者能够对景观保持最佳的欣赏、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启示,通过此种途径令旅游资源免受破坏,从而供后代观赏[3]。目的性是系统的主要特征,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若干要素的集合是为了实现系统目的,目的缺失的复杂系统便不能适应环境,更无法对环境做出多级反馈。 所以,既定解说目标是构建旅游解说系统的基础性工作,两者之间存有一定程度的逻辑关联,而风景名胜区解说亦应依从系统思维示范步骤,首先进行解说目标的确立,因为解说目标赋予风景名胜区解说活动前行的方向。

1 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目标本质

1.1 风景名胜区基本特征

旅游解说为世人所重视缘于其在不同类型旅游形式中信息传递侧重功能的显现,因而,研究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首先须从特性角度建立对风景名胜区的清晰认识和一致理解。风景名胜区是以具有美学、科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将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主要满足人对自然的精神文化活动需求的地域空间综合体[4]。需要说明的是,仅文章篇幅无法涵盖所有,因而本研究所指向的风景名胜区为自然景区,即在自然环境演变的时间变更下天然产生的景观。

1)自然性。

风景名胜区展示的对象是自然要素相互联系形成的原生性综合体,为长期自然演变的结果,无论处于何种条件下的山川、湖海、石林、溶洞、植物及群落系统,其生长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均来自自然力。与此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类提供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决定了旅游活动的原始性,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重申人类对自然环境价值的一种关注。所以,自然性是风景名胜区的主要特征。

2)多样性。

风景名胜区依赖的其实为诸多要素富集而耦合的集合体,无论是经过漫长地质构造运动、风化侵蚀作用而产生的自然景观,还是经过历史时空交替而形成的人文景观,它们有着相宜的季相与复合的层次、植物群落与动物群落的对应,并广泛分布于地域空间。景观作为游憩客体,是以活的有机体为主,且其数量、质量受到环境条件制约,因而,任何风景都具有地域特色,而地域特色造就出的丰富游憩活动方式与内容,将触发人们各异的旅游动机之推力与拉力。所以,若不是风景多样性维持机制实践构成旅游吸引力之本源,那么游憩本身也就不复存在。

3)可持续性。

风景名胜区是守卫自然生态环境、开展科研教育活动和休闲旅游的地域实体[5],是对传统游憩干扰的生态修正,目的是为了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种修正并不会改变属于旅游的本质,即游憩仍具有经济属性和旅游功能,达到经济收益与资源永续利用的均衡。旅游可持续发展其实是合理、科学保护旅游资源的过程,相比而言,风景名胜区内涵更强调的是对景观的保护,而景观永续利用同样以资源保护和完整为前提,作为同一进化过程的产物,各种分离的事物原本都可和谐统一在一起,若不是天然与人文生态多样性维持机制实践构成旅游吸引力之本源,那么风景名胜旅游区本身也就不复存在。所以,风景名胜区旅游不应单纯为一种生态性旅游,亦是一种透过旅游加强保育的观光活动,以此建立游憩地生态环境、当地居民和游憩者间的依存与有序关系。

1.2 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基本属性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解说及解说过程概括的特质,尽管任何形态的旅游都需要解说,但解说属性却存在着本质差别,风景名胜区解说因其基本特征而具有鲜明属性,与其他旅游解说确为不可互代的同质异构。

1)专业性。

风景名胜区主张经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平等,其解说系统需要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可能并体现专业性。

首先,风景解说是通过对实体元素和客观事实的简单描述,由此揭示景观本体更为深层意义,所以,风景名胜区解说在尊重解说客体客观属性的同时,需要保证科学的解说内容。其次,基于复合生态多维景观,将风景名胜区解说系统构建作为整体进行设计,并与景观格局中各子系统相互衔接,满足不同游憩者宽泛的旅游取向,促使游憩者在环境知识、体验、态度、行为等方面形成效用连锁链。

2)导引性。

兴趣是主动选择、发现与认识客观事物的心理倾向,当游览展开之际,此种倾向将使观赏对象成为游憩者旅游全程的审视核心。然而,很难得到非此专业游憩者深刻认知与欣赏的景观,通常被感觉是索然无味的。

风景名胜区解说需具导引性,首先体现在能够建立刺激游憩者注意力和探索欲机制,通过鼓舞、互动制约着游憩者对景观选择感受的方向及强度,启发游憩者运用抽象思维追求真知;其次体现在能够借助内蕴意念契合游憩者欣赏的感应流程,通过规定游憩者对景观形式间的情感关照获得“正向解说体验”[6],启发游憩者铸造新的品鉴参数,由此指引游憩者进入一个与风景名胜区标准相适应的行为类型。

3)理解性。

风景名胜区是景观群落与其环境在功能流的作用下具有一定功能调控的自然综合体,是陆地上最为庞大的生态系统工程,其间呈现的动植物种类繁多、群落结构复杂、自然生命样态之美等特点亦赋予风景解说资讯的广泛性与传递的挑战性。

传播,是信息抑或观念共享的过程。所以,风景名胜区解说需重视直接的交流历程,不能只是简单将深奥的专业知识进行复制、刻板传授,让解说在游憩者不知所云的际遇中快速完结,倘若如此,解说便失去其原本意义。笔者认为,风景解说应以游憩者相熟的事物与经验为中介,运用解说符号在极限解说时空和不花费游憩者过多心力情形下,提升他们对解说中诸多概念的接受度,使景观信息能够有效地被游憩者理解,从而得以学习、记忆和体验。

1.3 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目标

目的性是系统在一定环境下达到最终状态必须具备的性质,它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若干要素的集合是为了实现系统目的,但如果目的不明确,那么系统便不能适应环境,更无法对环境做出多级反馈。因此,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构建应依从系统思维示范步骤,首先需要进行解说目标确立,其间包含了解说目的和体验两者间制定与实施效用的契合,关于游憩者体验研究则成为服从总体目的的核心。

旅游解说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基于游憩者认知的需要、资源保护的需要、游憩者体验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7],这与目前学术界广为接受的Freeman Tilden所提出的解说目标是一致的[8],均凸显解说的引导、教育、体验功能。为适应旅游管理发展需求而产生的旅游解说,强调以多种传播方式提供景区相关的信息服务,包括咨询反馈、游览引导、安全提示及知识讲解等,目的是刺激游憩者对旅游资源的进一步理解和欣赏,旅游解说的愉悦特质由此显现。虽然服务与教育为旅游解说的两大基本功能,但在实践中,风景名胜解说常常仅注重景区服务性,环境教育功能的表现却明显不足。

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历史发展等有所不同, 风景名胜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称谓,在国外,尤其是在旅游业较发达的国家,多以国家公园的形式来体现, 国外的国家公园与我国的风景名胜区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大景观。若将风景名胜区景观本质结合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明确的国家公园需具有的特征来看,笔者认为,无论针对何种形式的风景名胜旅游,风景名胜区解说都本应是试图通过游憩者生态行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极尽自然、生态正是其解说遵循的本质。

1.4 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目标维度与游憩者生态体验既向的逻辑关系

尽管解说专家曾在文献中提及了一些较为广泛且有影响的解说目标[9-10],但在环境教育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Sharp认为,环境解说目标应包括:1)帮助游憩者对旅游目的地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欣赏;2)实现经营目标,一方面促使游憩者思考对游憩资源使用采取思省的态度,另一方面可将各种对游憩资源的人为冲击减至最低;3)促使游憩者了解管理机构的目的和方针[11]。制定目标和明确目的就任何解说系统而言都是成功的关键,它们不仅涵盖所有解说服务具体内容,与此同时也奠定了游憩者体验基准,从风景名胜区基本特征及其解说属性来看,也不难发现风景名胜区解说与旅游体验存在的关联。

体验经济的提出者约瑟夫·派恩(B. Joseph Pine)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 Glimore)借助参与程度和环境相关度将体验分成4种类型:娱乐(entertainment)、教育(education)、审美(aestheticis)和遁世(escape)[12]。旅游体验作为众多体验的一种,越立体丰富的旅游体验景观越需要以上类体验的融合,但每项旅游活动所契合的体验倾向不一,风景名胜旅游侧重对生态环境更赋予责任的旅游形式,这就使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预先反映景区管理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让既定游憩者体验多元化成为可能。

解说是非线性反馈的科学管理新范式,那么要运用怎样的理论才能真正洞悉其目标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学科边界跨越有助于突破专业间的森严壁垒,因此,本文试图以体验为核心概念,廓清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维度,以期运用于自然景观解说系统构建具象化模式实践中。

2 体验理论谱系

“体验”一词起源于哲学,最初引入心理学、美学领域,其当前研究已然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科学背景。从旅游学视野而言,体验是“处于旅游世界中的旅游者在与其当下情境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一体的畅爽感受”,为纷繁旅游现象的硬核,若在旅游产业领域中抽掉体验这个范畴,原本依附于旅游现象的其他现象或被赋予旅游价值的存在将失去其旅游的意义和可能[13];与此同时,体验亦存在于旅游行为形成的原生动力中,构成旅游现象最一般、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共同属性[14]。

2.1 体验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本质是事物运动中固有的,决定事物原本面貌及发展的内在属性,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质。因此,唯有在充分遵循体验本质的前提下,本研究才能对风景名胜区游憩者生态体验加以现实的演绎。

体验本质一直是学者们热衷探索的问题,从散见于相关学科的论述中,体验本质被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1)经济提供物论,美国经济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将体验视作经济产出,指出体验是在企业有意识地以服务为舞台、以产品为道具吸引消费者个体时产生的,其实质在于它是可回忆的[15]。2)主观感受论,其中《牛津英文大辞典》给予体验一词的解释是“通过个人接触所感受到或学习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参与者感受的主观精神状态;此外,谢彦君认为,体验是深层的、高强度的或难以言说的瞬间性生命直觉,是融汇到过程当中并且与外物达到契合的内心世界的直接感受和顿悟[16]。3)特殊经验论,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则是该观点的代表,即体验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感受,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源于个体生命深层的对人生重大事件的领悟,特指“生命体验”[17]。事实上,对体验本质如此细化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专业背景的差别。相比而言,笔者赞同的学术观点立足于心理学角度,将体验本质界定为“对某些刺激所产生的内在反应,涉及人的感官、直觉、情绪、情感等感性因素以及智力、思维等理性因素”[18]。基于体验本质的旅游体验并非让游憩者评判旅游环境的构成质素,或是将体验转换成单一的评价,而是让游憩者在尽可能少受到偏见和预设的影响下,准确、及时地表达自己的体验[19]。

2.2 收益体验

收益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视收益为财富的增加;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尔文·费雪(Irving Fisher)发展了经济收益理论,从表现形式上提出3种不同形态的收益,其中除实际收益与货币收益外,还包含精神收益。若将收益观引入体验,那么体验应属收益体验。因此,唯有在充分探求体验收益获取的前提下,本研究才能对游憩者最优体验加以现实的把握。

收益体验主要体现在层级式体验模型(hierarchical models of experience)和类型学理论模型(typological approaches to experience)中,且2种模型都用于对游憩者的细分。层级式体验模型是在以Driver和Brown为代表的北美体验派(experience-based management)的研究基础上衍生而来,最终发展成为的收益因果关系链(benefit chain of causality),按照依次顺序将动机、活动、布局、体验和收益联系起来,指出在一定环境布局下所采取的行动正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体验被视为一种收益[20],该模型划分体验为享受自然、摆脱紧张、学习、价值共享和创造。早期的类型学理论模型主要被引用来说明旅游者不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之后Cohen根据体验对游憩者进行分类,将体验归纳成5类:消遣(recreational)、转移注意力(diversionary)、获取经验(experiential)、试验(experimental)和存在(existential)[21]。基于收益的游憩者体验,遵循旅游动机→旅游体验→心理结果→游憩者收益的线性思路[22],将旅游活动作为取得一定心理目标的工具性行为追求,而旅游活动最终目的的游憩者体验正是通过游憩活动获得心理结果的集合[23]。

2.3 分析路径

根据理论阐释,收益体验不仅能够为问题分析提供游憩者最优体验的概念框架,亦可从最优体验中描述、识别、分类获得的收益。就风景名胜区管理角度而言,解说起到引渡作用,即生态知识增长、生态体验获取、生态态度形成和生态行为产生为游憩者收益体验,尽管如此,以上并非探讨的终结,澄明收益体验获取路径才是解说模式研究的关键,其间涉及游憩者体验分析的另一主体——体验本质。本质体验着眼于认知建构和重构的过程,通过创设符合解说目标风景名胜区旅游情境,在解说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游憩者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生态世界的信息,从而使其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本质体验所需导入的心理建构和情感属性质量变化对游憩者收益体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收益体验原理揭示了游憩者体验具有的多样性,所以纯粹某一方面的体验是不存在的,游憩者会于复杂交织的过程中完成自我体验。既然本文更倾向于将体验本质归结于建立在共同兼顾感性与理性基础之上,那么可视收益体验为体验本质的最终结果,因考虑审美愉悦为较多中西方游憩者出游动机的共性选择[24],而教育动机选项在娱乐、教育、审美和遁世4种体验类型中唯一凸显理性倾向,为此,游憩者收益体验将包括感性的审美与理性的教化。

3 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维度

风景名胜区是利用自然景观多种功能提供旅游生产服务的区域,其生命力在于生态可持续,而正如前文分析,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实际是和旅游生态审美愉悦体验、生态道德教育体验间制定的契合。

3.1 生态审美愉悦

人类对体验的认识始于审美[25],任何类型的旅游体验总体而言都笼罩在审美体验氛围中[26],这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 Hans-Georg)之“审美体验不仅是一种与其他体验相并列的体验,而且代表了一般体验的本质类型”[27]观点不谋而合。从根本意义上说,旅游体验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快乐或愉悦[28]。

美学,是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的中心理论。根据传统风景美学观点,生态系统管理使景观外表较为凌乱,缺乏整洁质朴的美感,是不受公众偏好的。忽略景观动态的风景美学,其实阻碍了对景观的深入研究,那些为提高风景美感而刻意减小视觉影响的措施同样违背了生物多样性原则,以致仅向人们提供肤浅的美景[29]。因风景美学固有的狭隘与缺陷,以视觉指标为基础的风景资源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目标间存在的矛盾需要某种恰当的方法,既能够统一美学信条的方方面面,更要整合社会目标和人们对景观、文化期望根深蒂固的反应,而解决此类问题的最终结果促使生态美学备受关注。新的景观美学模式理论吸取了Aldo Leopold的大地道德哲学(philosophy of the land ethic),在一个愈为广泛的多元体系框架内缓和并协调美学与生态可持续价值间的冲突,亦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30]。

生态美的客观存在性和游憩者的主观审美需求的结合是风景名胜旅游产生的本质力量,风景名胜游憩审美亦应是一种自然惬意的体验过程,但大地美学是一种“规范美学”(normative aesthetics),它放弃了审美与自由的关系,转向规范人类“应该”如何审美。所以,对于自然景观而言,旅游解说目标是需要把握游憩者的审美认知、审美心境以及给定游憩活动客体的生态审美评价标准,使其获得生态美感判断的愉悦体验。因为,超越表面而进行深层次审美的愉悦来自对景观及其生态学方面的知解力和内心反应[31]。

3.2 生态道德教育

在以往的历史中,人们对自然的保护总是出于审美的要求,即从审美的感受性上来认识自然的存在,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对此总结道,“如果我们能用一种超越了利害关系的审美观去看待自然时,它便会加强我们的道德感”[32];而另一美国生态学家奥斯丁则直接提出“美是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之观点,他的理由是,自然美是将事物维系在一起支持生命的重要方面。其实唯有达到从精神上同大自然交融境界的审美才是最为深刻的,美虽然不是靠理论推演出来的一个伦理范畴,但它可以凭人的直觉形成,生态的审美可以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继而引导人们努力去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即通过对自然的审美主动形成相应的道德义务[33],就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许多环保行动都是由于环境之美促成而不是责任推动。这正是游憩者生态审美愉悦与生态伦理教化的统一,由审美状态向道德状态的推进,实质为生态美学在道德领域中的逻辑延展,这也间接映现由审美愉悦过渡至伦理教育的更易性和可操作性。

就当代极力接近或符合科学逻辑模式的传统约束性道德教育而言,著名学者刘惊铎教授明确指出,力图以精确化的语言建构道德教育领域的叙事知识形态,将道德教育理论演化成操作规程,此种道德教育无论从认知到情感都已很难让人们继续接受,并由此创立“体验是道德教育的本体”这一基本命题,其观点为:面对传统道德教育界定的巨大惯性作用力,试图厘清体验与道德教育相互间的通融关系,自觉重视涵盖价值判断的道德体验并予以教育实践,才更具有当今的时代性。

在营造道德体验功能氛围中,自然之境为唤醒道德体验的有效诱因;而体验者对道德规范秩序的认知,亦以在实践活动中取得切身体验为发端,于道德意涵情境中客观领悟对象间的道德关系。所以,依靠自然禀赋的风景名胜区作为生态道德体验的典型性场域,其应突破技术决定论局限、坚持景区规划贯彻生态设计思想、为维护地球生态圈完整性改变强权与战争掠夺方式并承担道德责任,当游憩者置身于以恪守尊重生态之诉求及教育为己任的生态情境、生态互摄的状态下时,能够全息澄明生态道德规范所包含的实质,自觉调整与优化伦理主体性的生态意识,这些都将生成游憩者感性个体积极生态智慧的德力。那么,笔者认为,与此相对应的旅游解说目标需将生态道德教育融入道德实践,在生态环境作用的实践中通过亲近自然、了解自然的方式,努力培植或修正游憩者世界生态观和生态道德情感,令其感受独特自然的生命真谛,倡导从价值立场寻找环境保护新支点,进而做出正确的生态环境反应行动。

4 结论与启示

1)无论针对何种旅游动机的游憩者,风景名胜区解说根本目标都应涵盖生态审美愉悦和生态道德教育,因为“审美与伦理召唤人类的生态觉醒”[34]。既然美感营造为风景名胜区解说目标维度之一,加之审美活动与伦理道德相互间的关系,那么生态审美愉悦体验研究须从审美活动本质入手,由于认识活动包括审美活动,利用反映论意义可深入理解人类的认识,因此,于诸多美学观点,可选取审美认识机制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透过游憩者审美本质探求风景名胜旅游区生态审美愉悦体验最具适切性成效的路径。

此外,审美愉悦和道德教育可令游憩者以此进行清晰准确的思考与态度定位,亦包括生态思维付诸行为实践,尽管这并不具有绝对性。尽管如此,自然总体观念的偏差往往会导致生态决策与道德行为变异错位,风景名胜区经营管理者亦须凭借适度、平衡、公正的科学视野,通过外在舆论与内心信念之约束坚守伦理属人的规定性,共同贯彻景区管理生态思想和解说伦理规范。

2)“体验常常来源于直接的观察和/或参与一些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真实的、梦幻的还是虚拟的”[35],我们将其理解为,环境提供的不只是产品或服务,亦是一种可以引发每个感受者内心共鸣的综合体验,这与旅游体验定义是相契合的;而在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张力场中,游憩者体验主要通过多种心理活动的交融、撞击得以激活,因此,可通过心理集合与环境协同探求游憩者最优生态收益体验感知塑造路径。美国哲学家杜威(Dewey)同样认为,生活中的许多体验由于不完整,难以让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完整性体验表现为情感层面、理智层面和实践层面[36],因此,可通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审美认识机制论,探求游憩者生态审美愉悦生成、生态伦理道德教化路径。

3)从特纳(Tuner)的仪式阈限阶段(liminal phas)“反结构”(anti-structure)特性到格雷本(Graburn)著名“世俗-神圣-世俗”模型,学术界一度开启“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的探索模式[37-39]。尽管格雷本是最早以仪式结合旅游进行详尽分析的人类学者之一,将旅游视作神圣的旅程,“一种与世俗般日常家居生活、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的,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式”[40],而特纳的仪式研究主要局限在宗教方向,但笔者仍然坚守特纳“共睦态”体验初始意义,为始终被忽略的风景名胜区“共睦态”体验提供判断性启示。“共睦态”是群体能够拥有的最高境界之共同体验,参与者抛弃了世俗社会中的阶级、地位、身份等所有差异,彼此间产生一种毫无芥蒂的社会联系,浸润于平等、谦恭、同忾的自然状态[41],这是特纳关于“共睦态”思想的解读,本文所指向的风景名胜区“共睦态”则由上述理论衍生而来,生态审美愉悦、生态伦理教化不仅为游憩者共同体验反思重心,且其两者间“共睦态”话语同样归置研究范畴内。为此,生态审美愉悦和生态伦理教化于本文不再是各自独立的2种体验思维指向形式,“共睦态”体验之逻辑辩证综合思维将准确把握风景名胜区旅游解说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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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琳 李旻)

作者简介:

王屏

1979年生/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美学(南昌 330045)

赵丽红

1982年生/女/江西上高人/博士/江西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景观(南昌 330045)

郭晓敏

1956年生/女/江西遂川人/博士/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森林生态学(南昌 3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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