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森林视角下棕地景观再生的场所营建策略研究

金云峰 方凌波 沈洁 Jin Yunfeng Fang Lingbo Shen Jie   2018-07-20 10:03:07

Place-making Strategy of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Forests in Ruhr

摘 要:棕地的修复与再生是恢复城市生态自然状况,以营造城市宜居环境的途径之一。基于工业森林这一特定视角,研究棕地再生过程中的场所营建策略。“工业森林”作为德国鲁尔区棕地类型之一,其为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的老工业区的低投入、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场所营建”作为其针对性策略,从地方管理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创造性地推动工业森林的发展与活化,完善城市的景观结构并提升文化内涵。以德国鲁尔区项目为例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处于中国存量规划阶段的景观更新及其棕地再生项目提供借鉴。

关 键 词:风景园林;景观有机更新;景观再生;棕地景观;场所营建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70-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04-24

修回日期:2017-11-18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峰计划科研资助课题(编号171101-181231)和2018年度同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与改革项目(编号同济研内[2017]16号)共同资助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345135438@qq.com

Abstract: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is an approach to resume city's natural ecology and create livability environment. In that contex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lace-making" strate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forests, which is a type of use of brownfield and offers a development potential for old industrial areas. "Place-making" as a local strategy for innovative brownfield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activate the industrial forest but also handle the perforate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 landscap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in Ruhr,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helpful experience for the brownfield remediation and design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organic renewal; landscape regeneration; brownfield; placing-making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许多传统工业地区开始衰落。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40%的大城市呈现经济衰退、郊区化以及人口持续流失的趋势[1],极大地影响了低使用率或闲置的棕地再开发,但同时也为从棕地到城市绿地的景观再生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1 鲁尔棕地再生实践

德国鲁尔区作为世界著名的老工业区,其在棕地修复与开发、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被认为是工业用地更新方面的先锋试验地区。

1.1 棕地市场情况

在鲁尔区,传统工业的衰落造成了约8 000hm2的棕地,这些地块通常是在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位置[2]。尽管废弃的土地面积相当大而且区域人口在衰减,但是在城市边缘地区,对绿地的侵占却在不断增加。同时,高失业率和人口流失导致了持续的土地高闲置率和地方基础设施的质量下降,降低了场地吸引力并进一步导致人口流失。在此背景下,棕地的再开发为城市提供了不会危及绿地的最后的开发机会,成为鲁尔区城市复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化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土地所有者致力于房地产投资组合管理和公司房地产管理(Corporate Real Estate Management,CREM),一方面有效降低持有成本,另一方面能为核心业务提供现金流转,其对居住和商业地产以及私人公司持有的棕地都是适用的。在鲁尔区所属的德国北威州(NRW),有一些在棕地市场活跃的企业,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发展有限公司(LEG NRW GmbH), 联邦国防部所有的企业g.e.b.e和废弃铁路用地开发商BEG。这些国有企业共持有约3400hm2土地。其中最大的土地供应者是MGG有限公司(MontanGrundstucksgesellschaft mbH),其为德国煤炭有限公司DSK(Deutsche Steinkohle AG)的子公司。MGG管理鲁尔及萨尔州的1.6万hm2棕地,大约1100hm2正处于再开发利用中,另外还有1 000hm2仍处于开发价值评估阶段[3]。

德国的土地买卖面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在1993年售出超过2.8万hm2,到2004年只售出9000hm2,大约下降了70%,然而,土地供应仍然在稳定增长。此外,一些位于地区边缘的小城市仍然在使用绿地策略——借助国家补贴。这进一步导致城市中心区对棕地的需求减少[4]。尽管对于棕地存在低需求,地方当局对于棕地再开发的期望仍保持高涨。特别是鲁尔区城市的大面积棕地,在过去15年成为城市开发的良好契机。人们希望它们能为地区带来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研究与实践是1989—1999年间开展的“埃姆歇国际建筑展”(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 Emscher Park,IBA)项目。其在不同城市的实践项目可归为4类(表1)。

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依靠巨大的公共补贴进行棕地再开发。然而,仅仅依靠IBA项目的财政补贴远远不能解决更大范围内的棕地再生及再生后的管理与维护。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棕地再生项目都需要这样巨大的资金补贴呢?

1.2 欧洲棕地复兴研究中工业森林的产生

2005年,基于对欧洲棕地复兴各类项目的研究,欧洲棕地合作联盟(CABERNET)发表了“棕地复兴ABC模型”。其基于经济状况与资金支持,将棕地复兴项目分为3类:A类以私人投资为主;B类以私人投资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结合,处于营利的边界;C类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或以特定法律文书来推动(如税收鼓励)。

由于“前期棕地再生的高昂成本以及有限的土地需求,紧缩的政府公共财政”与“IBA项目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后期管理成本”存在冲突,鲁尔区城市内部遗留了大量长期得不到更新使用的工业废弃地,这些棕地与城市其他功能空间相隔离,成为城市空间巨大的伤疤,给周边城区带来各种社会问题,降低社会稳定性,恶化地区形象。2006年,针对环境污染、高失业率、人口流失、税收降低这一现象,鲁尔区的学者Butzin将ABC模型拓展成ABCD模型(表2),将那些缺乏投资的废弃地纳入第4种类型,即D类型项目[3]。

一块棕地可以从属于多种类型。例如属于C类的北杜伊斯堡公园项目中,有6%的土地被用于宜家商业综合体(IKEA)的建设。同时,将C类场地逐步转换为A类及B类可以更有效地吸引投资者,如Rheinelbe煤矿工业森林在之后的发展中,部分区域通过私人投资被逐渐改造为服务中心。

与经过人为复兴形成后工业景观的棕地不同,部分C类以及D类棕地由于政府或民间资本的“无作为”,而被赋予了自然入侵的机遇,在经过了长达20~50年的隔离后,因为自然之力而形成了工业和自然共存的独特景观,这种景观在德国的大量研究中被称为“工业森林”。工业森林可以作为一种过渡使用方式,在经济衰落、人口流失区域存在巨大价值,其低投入、低维护的管理方式也为新拓展的D类场地的再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图1 波鸿城西废弃地自然入侵景观(作者摄)

2 鲁尔工业森林

工业森林在鲁尔区已有一定分布(表3)[4]。作为“后工业自然”,工业森林是棕地自然演替的产物(图1),其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较于其他城市用地类型,这些野生林地为植物群和动物群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潜力。除此之外,这些森林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休闲游憩的活动场所。其与经过了规划设计并管理良好的城市公园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在街区中随时能感受到工业森林的荒野(wilderness)气氛。

北威州LEG和林业管理部门于2002年开始实践“鲁尔区工业森林”(Industriewald Ruhrgebiet)项目[5]。该项目的目的不仅在于为了将更多的棕地通过自然演替方式进行修复从而形成工业森林,也是为了通过毗邻市区的人群的拨款与参与,来保持棕地的可达性与使用性。为了实现该目标以及向当地居民展现其社会功能,林业局资助了一些野外研究团队,关注不同年龄及不同群体人群的活动情况(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一些土耳其移民)。同时定期的导览旅游是工业森林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儿童、青少年及其他群体提供了教育性场所,参与人数也在逐年增长[4](表4)。

以1995年“Rheinelbe煤矿区”工业森林的试点项目为例,Keil团队通过观察法以及汇编图得出工业森林社会功能在于其作为新增的城市内部开放空间,为儿童提供了探险场地,为成年人提供了休闲场所[6](表4)。观察结果显示儿童能参与的活动,占总活动比的12%,除了一些典型的活动如捉迷藏和建造树屋外,儿童们还会参与有场地特色的活动,如攀爬煤仓。在1997—2003年,青少年的活动比例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升高的成年人散步和骑行比例。这些数据表明该项目为当地居民以及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体验自然的休闲游憩场所,工业森林已经成为大众接受的具有荒野氛围的公园绿地,并形成了鲁尔独特的后工业城市景观。

3 工业森林视角下的场所营建策略

3.1 场所营建策略

“场所营建”(place-making)由英国规划理论与实践专家帕齐·希利(Healey)在2000年提出并将其引入欧洲规划的讨论之中。希里提出“场所营建”是建立在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的差异之上的。空间是指具备功能的实体空间,而场所则是对包含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活动空间的概念化。从这种关系上来说,行为导向的概念和目标是规划的重点。因此,“场所营建”作为一个空间布局的集体行为,强调社会群体的参与性与主动性。将其作为工业森林视角下的地方管理策略引导棕地的再生实践,其目标是通过社会群体的有效参与途径与方式来提高空间的使用率和使用质量,同时创造一个有识别性的生活场所[7]。

3.2 工业森林视角下的策略运用

在棕地的可持续发展中,所有地方群体的利益与意愿是至关重要的。不同利益的整合需要考虑所有当地居民的年龄、性别以及移民背景。Keil团队研究表明,所研究的工业森林区域附近的人群都希望可以按其自我意愿创造积极的城市开放空间,而工业森林则在城市开放空间缺乏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场所的可能性。

由于一些场地仍存在潜在污染物,场地的选择必须基于风险评估,一旦其存在危害人类健康的风险则必须采取管制行为。因此,相关部门的风险检测与评估是社会对场地认同的前提和保证。透明的风险沟通作为“场所营建”策略的基础,共同推动棕地作为公共空间的使用。

3.2.1 地方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模式

“场所营建”策略与地方管理息息相关。城市发展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企业工会、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NPOs)等,城市及地方管理则是各利益群体合作、交流、对话和竞争的过程,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如私营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并与之协商,从而推动地方的发展。公众则作为场地的直接受益者,在棕地项目实践中起着全过程参与的重要作用。将地方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该模式作为主要优势,在建立参与体系与监督机制,保证地方与公众平等沟通对话的双向性,提供技术援助工具以及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有效地参与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解决鲁尔区工业森林及其周边城市的多重问题时,将当地居民作为民间团体的利益相关者,让他们参与城市开发的合作模式是必需的,其考虑了当地居民的利益以及能力,从而使他们能积极地参与开发过程。因此,“场所营建”可作为一个活化策略,创造并推动地方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新模式。

3.2.2 Lohberg项目实践

为了通过“场所营建”来实现棕地的创造性再生,波鸿鲁尔大学在北威州的丁斯拉肯(Dinslaken)开展了一项示范工程,作为该策略的实践以为其他“工业森林”提供经验借鉴。在这个项目中,居民有机会为原部分Lohberg煤矿场地制定规划方案。该项目的主要目标就是激发当地居民创造性和自主性的规划和设计。

作为一个存在多重问题的区域,Lohberg从1999年起就被列入国家“社会综合城市”项目(Soziale Stadt)中并主要由欧洲社会基金(ESF)提供项目启动阶段的资金援助。该项目基于综合的开发概念,旨在建立地方管理的可持续模式。在该示范工程中,项目团队协调居民意愿并引导项目的进行。不同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权力及资金状况,包括各类俱乐部、社区邻里、教堂、学校、各类协会、警察局以及国外移民等,其成为参与过程中的限制性条件。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为区域办公室及项目办公室,主要协调各机构以支持政府的项目执行,针对不同群体对于场地的不同理解与构想,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组织专题工作小组,开展一系列研讨会和圆桌会议,并通过演讲的形式组织公民进行讨论,从而进行调解并做出重要决策与规划,营建一个共同的场所以尽量满足不同的利益与需求(表5)。

同时,该策略在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以及棕地所有者将其提供给居民使用的动力来源方面也提供了借鉴意义。针对有限的公共财政这一问题,后续资金的支持可通过利益相关者的介入与资本投入(如地产)以及基金会的经费供给来解决,以保证项目的持续稳定发展。例如,北威州的自然与文化保护基金会赞助了“从工业到自然”项目,该项目将市中心的棕地作为自主体验自然的场所。针对动力来源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这一概念鼓励棕地拥有者提供场地,CSR概念指出,企业家行为体现了一种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必须确保他们的土地供给具有以下几点益处:有利于城市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棕地再生的成本,同时能提高企业形象[8]。

该项目创造并实施了3种场所营建模式,分别为“文化森林”“世代森林”和“邻里森林”。这些模式分别结合不同类型的活动,均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管理模式[4]。“文化森林”注重改善当地的教育水平以及提高文化融合度。托儿所以及学校的语言支持项目为流动儿童提供母语教育,由政府提供资金。同时通过举办文化活动以及影像创作,强化地区外在形象特质以及内在文化特质。“世代森林”强调参与者的地方性,所有活动以及项目均由当地居民参与,以建立自我支撑与管理系统,从而提高与完善了当地的社会状况。“邻里森林”注重改善邻里环境,通过对休闲游憩场所、学校操场、市集以及街区立面的改造,逐渐形成有吸引力的聚居地,尽可能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以及举办节事活动的场所,带动了区域活力。

3.3 小结

在鲁尔区的众多棕地中,C类与D类棕地区位价值微弱,缺乏市场吸引力以及地区更新的契机,其根植于城市内部,成为城市空间的巨大伤疤。Lohberg煤矿场地的场所营建策略为工业森林的开发提供了又一新的模式。借鉴该项目,“场所营建”可作为一个地方管理策略,活化废弃的棕地,从而修复破碎的城市景观格局,完善城市景观结构。同时,也能提高当地居民参与规划过程、创造社会价值的信心,从而将棕地发展成非商业用途的新的城市开放空间。

4 结语

工业森林作为后工业自然的形式之一,成为德国鲁尔区C类与D类棕地的过渡再生方式。“鲁尔区工业森林项目”创造了一种为当地居民所接受的棕地再生模式。他们将工业森林作为体验自然的休闲游憩场所,在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将“场所营建”策略贯穿其中。其不仅满足生态功能,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亲身参与从而为废弃地重新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

当下的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达土地资源消耗的临界点,城市发展已不再依靠土地经济拓展城市范围和完善基础设施。既有成熟城区的更新与发展,需要按照具体情况针对逐个地块进行修复或者强化其复合功能,以对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高效利用[9-10]。在当代城市更新的背景下,棕地成为城市肌理中最后一种可以用来创造高品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空地[11],可将贯穿“场所营建”策略的工业森林再生方式作为一种低投入的借鉴模式。通过把更多的棕地转化为后工业的自然场地或作为棕地再生过渡阶段的使用方式,可以有效避免资源及财力的浪费,同时,公众参与也能保证场地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高使用率[12]。这种尊重时序的再生方式不仅保护了场地独特的后工业自然景观,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并一定程度上在区域范围内完善了破碎的城市景观格局。

参考文献:[1]Haase D, Haase A, Rink D. 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between urban shrinkage and ecosystem servic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32: 159-169.

[2]汉斯·彼得·诺尔,日尔诺特·帕伦,黄剑.鲁尔区棕地再开发[J].国际城市规划,2007(3):36-40.

[3]Butzin B, Franz M, Noll H P. Strukturwandel im Ruhrgebiet unter Schrumpfungsbedingungen[J].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geographie, 2006, 50: 258-276.

[4]Dettmar J. Forests for shrinking cities the project "Industrial Forests of the Ruhr"[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Wild Urban Woodlands, 2005: 263276.

[5]Franz M, Güles O, Prey G. Place-making and "green" reuses of brownfields in the ruhr[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8, 99: 316-328.

[6]Keil A. Use and perception of post-Industrial urban landscapes in the Ruhr[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Wild Urban Woodlands, 2005: 117-130.

[7]Healey P. Planning in relational space and time: responding to new urban realities[M]. Oxford: Blackwell, 2008: 517-530.

[8]Porte M E, Kramer M R. Strategy and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 78-92.

[9]张悦文,金云峰.基于绿地空间优化的城市用地功能复合模式研究[J].中国园林,2016(2):98-102.

[10]金云峰,高一凡,沈洁.绿地系统规划精细化调控:居民日常游憩型绿地布局研究[J].中国园林,2018(2):112-115.

[11]杜伊,金云峰.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编制[J].住宅科技,2017(2):8-14.

[12]方凌波,金云峰.欧洲棕地景观再生策略研究:以德国北杜伊斯堡公园为例[J].住宅科技,2016(9):27-32.(编辑/李旻)

作者简介:

金云峰

1961年生/男/上海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生态化城市设计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公园绿地与开放空间、中外园林与景观更新、风景旅游保护与再生(上海 200092)

方凌波

1992年生/女/浙江台州人/硕士/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与工程技术、城市棕地及废弃地的景观再生(上海 200092)

沈 洁

1985年生/女/云南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设计与理论、风景园林价值与绩效评价、循证设计(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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