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聊城水环境与水工设施及其管理研究

李国华 穆勇 Li Guohua Mu Yong   2018-07-20 10:03:05

Study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Hydraulic Facilities and Transport Management on Ancient Liaocheng

摘 要:河、湖环绕的水环境决定性地影响着古聊城的存在、发展与兴衰。明初砖石筑城在构筑防御体系的同时,形成中心向四周排入环城湖的排水组织方式。明清“保运”的国策促使聊城河道水工设施不断增减,通过涵闸、桥梁、码头组织漕船和物资的集散;管理职官亦有变更,合理的管理体制确保漕运畅通,川流不息的漕运行商使运河畔的古聊城日渐繁盛,并影响了古城衙署、商业建筑的分布和城市格局,形成河、湖、城环绕相依的独特“水城”格局。

关 键 词:风景园林;聊城;运河;水环境;水工设施;管理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37-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4-18

修回日期:2018-05-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早期城市水工设施营造研究”(编号51608259)资助

Abstract: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ancient Liaocheng consisted of the Grand Canal and lakes around the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existen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c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defensive system was built by the masonry walls and Guangyue Tower, and at the same time urban drainage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ity to Huancheng Lak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hydraulic facilities in the Liaoche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ontinued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and management officials also changed.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resulted in thegrowing flourish of the ancient Liaocheng, and also influenced the city layout, especi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business district, forming the unique waterside tow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iaocheng; the Grand Canal; water environment; hydraulic facilities; management

鲁西有聊城古城,自春秋齐“聊摄”始见于乘,城属历经三国平原郡、唐宋博州、明清东昌府、民国东临道,它的发展演变与黄河、运河、环城湖几个重要水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湖水环城而得名“江北水城”。

黄河在2 000多年间,主流曾7次流经东昌府,41次河堤决口患及古城[1],古城因河患频繁而三迁,遗存聊古庙、王城、巢陵和崇武渡(今聊城古城)4个城址(图1)。公里见方的古城周边环以面积达4.2km2的环城湖,城水面积近1:4,为中国北方城市仅见。聊城水体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水环境建设的成果一则主要体现在明初城市格局中承担的城市防御职能,并为城市水循环的组织提供了重要依托;二则毗邻运河,为确保漕运城市水工设施历有建设,这也直接促成了清康乾时期城市的迅速兴盛。

1 水环境与明初水患防御

聊城自古隶属于黄河流域,府城境内河道多有变迁,主要有南北滚动的黄河及其支流徒骇河、马颊河、郭水,排涝河道有赵王河、羊角河、湄河、小湄河等,其中在古城附近与大运河相交的就是徒骇河(图2)。水城湖河环绕,地下水位较高,“水皆甘洌”的井水与泉水是城市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府志有所记载的便有位于城西南的“玉环井”,城内小隅头西玉女坊内的“玉女井”,以及东关的“双井”、南关外的“济众寒泉”①。此外,许多重要的建筑群中也有自己的井泉,如东关寺内的“龙寒泉”,学宫学府门旁侧的“女明泉”,以及府城隍庙中的“普济泉”②等。

明洪武五年(1372年),东昌府城由守御指挥陈镛主持修筑,“陶甓甃焉,周七里有奇……附城为郭,郭外各为水门,钓桥横跨水上,池深以二丈,阔倍之三,护城堤延亘二十里”③。这才有了外堤、护城堤、城壕和城墙的多重城防体系,之后虽经历11次黄河水患,但再未迁城,古城防御体系屡经修缮,城壕历有拓宽而成湖。

古城是典型的平原府城格局,十字形道路连接4个瓮城城门, 水门开设在城门外侧的拱券小门。道路中心位置以筑城余木修建了高达33m的光岳楼,作为中央调控点 “严更漏而窥敌望远”(图3)。城墙与光岳楼中间有环形道路,城墙内侧有顺城路,形成回字形道路,与十字形主道路垂直相交为四口(东、南、西、北口)和四门,而再向外延伸至护城河边的范围形成四关,主要道路格局为“回”形与“十”形套叠。这既是由内统筹、城防严整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是城市水循环组织的重要通道。城市整体地势为中间高向四边渐缓降低,以光岳楼为制高点,四向排水至4个方向的顺城街,每边城墙有2个排水涵洞,雨水较大时将水直接排入护城河中,城墙内外地平高差较大,非水涝时期不易形成反水(图4)。而环城湖自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疏浚,逐渐拓宽,渐成今日规模,从而形成河、湖、城相依相容的独特格局。

“双堤在城南五里,护城堤在城四围”④,再外围就是县境外的堤坝,如北面的博平梭堤等,它们兼顾军事防御与水患防御。

古城自外而内有5重防护措施:

1)城南双堤,阻于黄河与古城之间;

2)护城堤,环绕城周“二千二十三丈,高一丈”;

3)护城河,环绕城周,与运河相通,必要时的泄洪渠道;

4 )砖石城墙高伟宏壮,必要时阻挡洪水侵袭;

5)城内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利于自然降雨的排放。

之后雍正年间大水冲毁湖城堤,蒋尚思筹资修整修城壕外侧的护城堤,“为一城计,则护城之堤高且坚,而后得免于水患”⑤,增强城防的防水患能力。

图1 古城址与黄河关系(作者绘)

图2 聊城古代水系(引自《东昌府区水利志》,五湖传播出版社,2002年)2 城市水工设施与分布

聊城运河段城市水工设施的建设策略源于山东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南部地势较高,水源不足,明代开辟水源,借助汶泗诸水及周边湖泉进行水量调剂,兴修水柜,相应建设闸坝控制水量丰枯。河道高差变换很大,造成密集船闸的设置,这使水利工程与河道疏浚繁杂,于是会通河段又被称为“闸漕”。

相对于山东南部的山区地形而言,聊城地处黄泛平原西部,西南高东北低,地形高差在7m左右;水系明确,水闸、涵洞、桥梁等相关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引水与排水系统相对完善,为漕运畅通提供了重要支撑。

1)水工:水闸与涵洞。

水闸和涵洞是确保运河水位平稳的重要手段,聊城县河道自官窑口至双堤铺北,长63里(约36.3km)。元代兴修大运河时,大运河河道上修建跨河的节制闸,渠化通航,只设置了李海务闸、周家店2道跨河治水闸,控制运河的水位。

明代聊城段运河引泗河水入徒骇河,补充运河水位,增建多处制水闸、进水闸和排水闸,水闸设置始堪完备。顺应自然地势自西而东,运河西岸龙湾、西柳行新建2座进水闸和涵洞,引伏秋霖涝坡水入漕,明前期有减水闸5座,后废弃,新建4座。东岸则修建排水闸,建龙湾滚水坝及减水桥2座,漕水大涨时泄入徒骇河入海,用以与东西向河道的水流相接,同时亦可调节水位。

清代有所增益,仍在使用的节制闸有三:通济桥闸、李海务闸和周家店闸。其中通济桥闸距古城仅三里(约1 730m),百姓称之为“闸口”,周边形成繁华的商业地带(图5)。清康熙年间,入海水道淤塞,导致河底不断升高,运河流水不出,9座减水闸多废,水患频发,雍正年间重修此段两岸水闸,包括龙湾进水闸和三空减水桥、二空减水桥和桥北的龙湾减水坝(表1)。所有闸旁均立水则,测量水位,借以控制闸阀启闭。2)交通:桥梁⑥、码头、渡口。

水闸通过控制运河与外部水系的水流达到稳定运河水位的目的,从而实现漕运的畅通,维护国家稳定。而河道相关的桥梁陈设则是维持水运转陆运的畅通,为沿运地区物资集散和人流交通提供便利,交通功能的完善才能真正发挥运河多方面功能。

东关运河通济桥闸有越河,自闸口南向东折北通向闸口北侧,疏通船只,纵横贯通多个街巷和湾坑,有大小不等桥梁12座,是为“十二连桥”。越河区商铺林立、小桥流水人家,一派江南风光。为保证古城与周边联系,明清时期,跨河桥梁已有通济桥、浮桥2座、迎春桥和白玉桥,都集中在府城东门的运河上。明永乐九年(1411年),通济桥改桥为闸,并设置孝武渡,解决东西交通的问题。漕运废弃后,通济桥得以重建,而白玉桥原址亦修建新桥,名曰东升桥,现已拆除(表2)。

《南巡盛典》记载,乾隆帝南巡至东昌,在通济桥闸南的龙湾码头登岸,出城则由北城门外的码头登船,由南而北返京⑦。而龙湾码头则被当地百姓称为“御码头”,今有遗址留存(图6)。在御码头南有一座小码头,由苏州商人出资修建,属于私人码头。渡口则有通济闸上的孝武渡和府城北的北坝口渡。

聊城运河在山东运河管理的大背景下,通过各项水工设施,截流西侧河流而入运,漕运之利显而易见,但对于鲁西平原,却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限制了水利灌溉能力,使农产品产量受损,同时水源的限制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的发展,朝廷只能相应颁布一些减免税赋和促进垦荒种植经济作物的法令进行弥补。

图3 明洪武年间城防整体示意(作者绘)

图4 水患防御体系示意(作者绘,底图引自清《东昌府志》《续修聊城县志》)

3 水工与漕运的管理体制

水工设施从物质技术层面维持运河水运,漕运的职官体系则从管理层面保障漕粮的运输集散并调控运河水运。元明清漕运的管理均为五级官职⑧,同水闸的建设一样,明清时期漕河职官体系逐步完善,将河道治理与漕运、盐运管理分设不同体系。

明正统三年(1438年)增置东昌通判一员,聊城段的运河管理隶属于“东昌府管河通判”。嘉靖时期在东昌府城知府下有通判3人,包括管粮通判和管河通判;县城则有管理运河事务的主簿1人、闸官3人、浅老人23人以及夫数百人⑨。设“东昌府管河通判”的244年后,清康熙年间添设下河厅通判一员,原东昌通判改为上河厅通判,仍驻东昌府城(即聊城),“兼管聊城等十四州县粮务”,因“收漕监兑”与“挑挖运河”彼此难以兼顾,乾隆六年(1742年)总河“奏令专管河道,其粮务归清军水利同知管理”,之后归属东昌管粮通判。明代设有驻守东昌的平山、东昌二卫,在巡管地方的同时,亦分担二卫汛河务管理和漕运领运之责,清后期裁并平山卫入东昌卫,并设有千总、把总分防各汛与水闸(图7)。从永乐年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近二百余年的时间,东昌通判有79任,平均任职仅2年半。

水工设施从物质技术层面确保漕运,而管理体制则从管理运营角度维持漕运畅通。二者共同作用下,明清运河持续进行物资的运转集散,也为聊城的发展带来机遇,成为“江北都会”。

图5 清代聊城县运河水闸与涵洞分布(作者绘,底图引自《清代京杭运河全图》,中国底图出版社,2004)

图6 御码头遗址与现状(陈薇摄)

图7 清晚期聊城运河管理隶属职官体系(作者绘)4 清都会倚运而盛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筑便在古城东南穿城而过,水工设施和漕运管理的日渐完备确保了漕运畅通,也带来聊城的康乾盛事,而运河对古聊城的重要影响亦反射于城市格局和政治、经济、宗教等职能建筑的分布。

明清东昌府治聊城,倚运而盛,物资集散,交通便利,万历年间于慎行曾撰文:“国家转漕江南,通渠两京之间,自淮以北,长不下三千里,夹渠而治者,星罗珠贯,不下数十城”,唯聊城“枕其间,独号为府,辟河渠以卒,然则,其要云清源绾毂,御漳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也”⑩。

聊城兼东昌府治和聊城县治,衙署众多,包括地方政务、河漕管理和镇守军方的衙署。清中期衙署大多集中在府城北部和东关运河沿岸(图8)。运河管理营运相关的衙署主要有五:府署东侧的上河厅署管理河道事务,府署内的管粮通判署分级管理漕粮事务,以及东关运河西岸的崇武驿和大闸税局,运河东岸的东昌邮运所。与府衙、县衙、漕运卫所、河道管理相对设有粮仓,即府仓、聊城仓、卫仓、水次仓等。管理漕河的衙署设置在城内,而依托运河日常运营事务的税局、驿站则位于运河沿岸,分级管理。

明代聊城的发展逊于临清和德州,康乾年间漕运繁盛,聊城声位愈增,四方商家云集者不可胜数,从乾隆三十一年到五十七年(1766—1792年),人口激增至206 242人。商铺众多,涵盖各行各业,包括粮行、衣帽店、钱店、当铺、炭店、纸局、烟铺、酒店等民生百货用品店和茶楼、酒楼、客栈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古城的商业店铺已多达1 000余家[2]。众商铺、集市多选址于古城与运河相邻地带和街巷,以及城市内部官署附近人流量大的地方。而客商购屋置房成为入籍的坐商,并在聊城运河岸边的东关大闸口和御码头一带建设会馆,其中最宏大的是山陕商人集资修建的山陕会馆。当时秦晋江南商贾云集,八大会馆沿运河毗邻相望,雕梁画栋的山陕会馆便是遗留给今人的见证,似观揽生生不息的浮世画卷。根据山陕会馆碑刻,乾隆年间名号可考者达389家,实力雄厚。诸行业也成立行会组织,筹建了20余家会馆,史籍可考者仅6处,除了位于城内楼东大街的赣江会馆以外,均位于运河东岸的东关地带。

商业与会馆的分布态势造就了“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即越河地带的“金太平”,闸口南运河西岸的“银双街”和东关东北修筑坚固的当铺区“小东关”,这几个最为繁华的商圈均集中在古城与运河相交地带,成为聊城商业发展依托运河的显要特征。而运河沿岸的李海务、周家店闸口等地也逐渐形成市镇 。此外,古城内以光岳楼为中心,向4个方向形成的街道亦十分繁华。尤其是通向运河的楼东大街和连接府县衙门的楼西大街。明清时期聊城征战较少,瓮城内也设置许多商铺,并向外延伸,运河河道流经古城东关,南起龙湾、北迄北坝近5km的范围,一片繁荣。明清聊城商业功能日益突出,居于主导,逐渐取代原政治、军事职能。

经济繁盛与人口的骤增也带来多种信仰崇拜,除了佛教寺庙和道观,城内供奉圣贤的祠庙也极为盛行。据文献记载府城周边形成隆兴寺、静业禅林、万寿观、玉皇阁等30余座庙宇观祠,其中16座位于古城东关与运河相交地带和运河沿岸;与水崇拜相关者6座,龙王庙和龙神庙是对行云布雨的龙王进行供奉。

明代,黄河在东昌府以南的德州、徐州等地决溢改道更加频繁,聊城也常因黄入运而殃及。“保运”大计在明朝被统治者定为“国计”,以维持南粮北运,这决定了治河方略就是利用一切资源确保漕运畅通。政府在黄运治理上始终存有两难,既想借徐州以南的黄河水接济运河,又怕徐州以北的运河河道被冲淤,保持运河畅通是保证漕运和政局稳定的关键,于是黄河自徐州至清河段的河道就成为不得不确保的运道。遏黄保运、引黄济运的政策,促使聊城河道城市水工设施的增减和管理职官的变更,这也使水城借助漕运行商迅速繁盛起来。但另一方面“保运抑黄”使黄河河水无法惠及运河北段的黄河下游农耕,限制了农业发展,造成聊城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大运河带来的商业,既成就了康乾的繁盛,也因清末漕运废弃和津浦铁路开通而生机渐消。运河对于聊城,可以载舟,亦可覆舟。

图8 清代衙署和会馆分布[作者绘,底图引自(清)《续修聊城县志》]注释:

①续修聊城县志·方域志·卷一·古迹,清宣统二年。

②东昌府志·卷一·图考,“学宫图”“府城隍庙图”,清嘉庆十三年。

③东昌府志·卷三城池,明万历。

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清康熙,第255卷,东昌府部汇考·七古迹考。

⑤东昌府志·卷之五·城池·蒋尚思聊城修护城堤碑记略。

⑥袁宗儒修,陆釴等纂,山东通志,明嘉靖十二年刻本:卷之十四·桥梁:“漕河上下枯潦不常,启闭蓄泄,为坝为闸为津为渡者,亦桥梁之属也”,文中“桥梁”主要指普遍意义上的交通联系桥,而泄水桥、闸桥则按照其功能在“水闸”小节中分析。

⑦高晋等,南巡盛典,清乾隆三十六年,卷九十三程涂图:“圣驾幸东昌府城,自龙湾马头登岸,入寅宾门,出锁轮北门马头登舟,计九里。”

⑧山东运河备览,乾隆四十年(1775年 ):记载运河职官分类,元代分为总部、差巡、分理、丞副、掾属,明清均分为总部、差巡、监司、分司、丞倅。

⑨山东通志·卷之十三·漕河:“聊城县河之东岸北至博平之梭堤儿三十里,西岸北至堂邑之南梁家乡, 南至阳谷之官窑口三十五里(17.5km),置浅铺二十有三。北坝口浅、徐家口浅、柳行口浅、房家口浅、吕家湾浅、龙湾儿浅、宋家口浅、破闸口浅、林家口浅、于家口浅、周家店浅、北坝口浅、稍张闸浅、柳行口浅、白庙儿浅、双堤儿浅、裴家口浅、方家口浅、李家口浅、米家目浅、耿家口浅、蔡家口浅、官窑口浅二十三铺,老人二十三人,夫二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置闸三……闸官一人,夫三十人。”

⑩东昌府志·卷二十·艺文:“尚书于慎行东昌府重修城碑”。

11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风俗记载:“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逐时营殖。”

参考文献:

[1]陈薇,等.走在运河线上: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2]张竟放.地方史志资料丛书·聊城[M].南京:金陵书社,2002.

(编辑/金花)

作者简介:

李国华

1977年/女/山东聊城人/博士/南京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城市史,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南京 210008)

穆 勇

1976年生/男/山东潍坊人/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建筑师/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理论、城市设计(南京 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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