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园林“相地”模式与水源

王 劲 Wang Jin   2018-07-20 10:03:05

Modes of Site Selection for Designing Gardens: A Perspective on the Water System

摘 要:“相地”是造园面临的首要问题。计成在《园冶》中将“相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和江湖地6类,当今多数造园研究在分析古典园林选址时也倾向以此分类作为基础。为了更加体系化地诠释造园“相地”背后纷杂的关联因素,将《园冶》6个分类再划分成“山林别墅”与“城市山林”两大体系,分别以“山林地”模式与“城市地”模式作为体系代表。以水源选择的角度切入,把涌泉、河湖、人工河渠与地下水4种不同的水源作为关联分类方式。以明清江南园林作为研究主体,通过文献考证和空间分布复原,总结山林、水系、城乡距离等外部环境要素对两大“相地”体系的影响。在数据观察的基础上,细化分析具体“相地”模式的水源选择规律及发展脉络。扩大时空范围进行比较,得出“相地”模式与水源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水环境特征的结论。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相地;造园;水系;水源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43-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04-18

修回日期:2018-05-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太湖流域下游与日本琵琶湖流域园林(庭园)基于水源关系的造园手法比较研究”(编号51508583)和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岭南私家园林基于水源关系的手法研究”(编号17LGPY42)共同资助

Abstract: Site selection (xiangdi) is central to the design of a private garden. In his book Yuan Ye, Ji Cheng classified garden sites into six types: woodland, urban, rural, wilderness, housestead, and waterside sites. However,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this classification can no long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arising from the selection of sit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private garden distribution in ci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then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actors such as woodland and man-made water system in affecting the site selection for private gardens. To broad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scope of enquiry,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Japanese gardens across time has also been included, which reveals that different modes of site selection are in essence a function of the external water system. A further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summarize the modes and periodic tendencies of site selection for designing gardens, as according to external water sources and water environment features. The temporal-spatial regularities of site selection have been pointed to the following finding: it is owing to the native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at private garden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continuous trials and efforts, thus creating their unique charm as a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landscap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ite selection; garden design; water system; water source

“相地”是造园之初即面临的首要问题,内容包括园址的现场踏勘、自然环境条件的评价,以及根据地形地势对景观意向作出规划决策等。计成在《园冶·相地》开篇有一段经典描述:“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探奇近郭,远来往之通衢;选胜落村,藉参差之深树。村庄眺野,城市便家。……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相地合宜,构园得体”[1]。既表明了他对“相地”的基本看法——涉及众多要素,取舍无绝对规律,关键在因地制宜;也指出了“水”在“相地”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计成还将“相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和江湖地6类,并分别进行了文字评述,是了解“相地”的核心文献。

从学术角度看,《园冶》“相地”篇为后续的展开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但大量研究也因此很难脱离这一分类窠臼,建立起科学完整的体系。不少论文只是简单将《园冶》理论与现存园林实景关联解释,就会受困于时代差异而发生误读,难从影响和制约“相地”的纷杂要素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线索。也有论文通过文献考证,突破了晚期园林的现状遮蔽,在“相地”问题上提出了启发性观点。如李浩在《唐代园林别业考论》[2]中认为园林按位置可划分为城市宅园与郊野别墅园2类;魏家瓒及郭明友分别在《苏州古典园林史》[3]与《明代苏州园林史》[4]中提出苏州园林的选址在宋元明初走向山林与郊野,明中期后回归城市的观点;周宏俊在其博士论文[5]中论及山林地园林的借景手法等,都对本文论点有所启发。与上述论文更多从社会变动及文人士风的角度分析造园历史变迁不同,本文希望能从另一个侧面对已有观点进行补充,即着重分析地理环境要素对“相地”的制约与影响。

因此,笔者选取了计成所强调的“水”这一环境要素切入。从将园林水源分为山溪涌泉、自然河湖、人工河渠和地下水①4类开始,根据《园冶》的文字描述将其与“六地”建立初步的关联假设:山林地以山溪涌泉为水源;江湖地以自然河湖为水源;村庄地与郊野地混合引用人工河渠与自然河湖;城市地依赖人工河渠;傍宅地以地下水为水源。然后在计成生活的主要时空范围里寻求主体案例,对造园活动进行考证及空间分布复原。并通过数据观察和分析,检验水源选择与“相地”模式的关联假设,探寻内在原因以期补充《园冶》言而未尽的“相地”规律。

图1 明代无锡园林分布图

图2 明代常熟园林分布图1 “山林地”模式

计成以一句“园地唯山林胜”[1]表达了“山林地”应该作为“相地”首选的观点。从水源角度来看,山林地多清冽的山涧溪流或涌泉,是水质最佳的造园水源。明代邹迪光在《愚公谷乘》中也说:“园林之胜, 惟是山与水二物。无论二者俱无,与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不足称胜”[6]。“山林地”在山与水2个方面都得天独厚,理论上确实应该是造园的首选。但这一观点仅靠简单的造园数量统计却不易证明,因为“山林地”本身分散且多远离城市,在总体数量上并无明显优势。以“江南园林”而言,造园活动集中发生在太湖流域的东岸地区。这一带水网密布,苏州、昆山、无锡、常熟、太仓等都是明清私家园林繁盛的城镇,但山脉仅沿湖岸东北一线分布,且唯有无锡的惠山、常熟的虞山以及昆山的玉峰山是城圈方圆5里(约2.8km)②以内的“山林地”。

1.1 “山林地”与“涌泉”

《愚公谷乘》所描写的愚公谷就位于无锡西北的惠山山麓。据《无锡金匮县志》[7]整理出无锡历代造园的基本情况(表1),可知由宋至清无锡大小园林总计61处(明代45处),其中39处(明代29处)位于城内或城西惠山东麓。

对29处明代城市周边园林进行详细考证,绘制空间分布图(图1),图中造园分布的集聚性已然十分明显:距城圈3里地(约1.7km)左右的惠山东麓园林最为集中,共13处;其余城内9处,城外河畔7处。

惠山东麓的园林大多引山泉入园,又以引“天下第二泉”惠山泉造园的寄畅园与愚公谷为名园之首。可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山林地”园林都堪称无锡第一,优质涌泉是名园的首选水源。

1.2 “山林地”与“眺望”

惠山还只是邻近无锡城圈,虞山则是一角探入常熟城内,有“十里青山半入城”③之誉。根据同治《苏州府志》④[8]与《重修常昭合志》⑤[9]整理出历代常熟造园基本情况(表2),并对明代近城41处园林绘制分布复原图(图2)。

入城的虞山东南麓园林最为集中,共计19处;城外虞山南麓夹尚湖湖畔之地次之,计8处,“山林地”模式共计27处。剩下10余处则多位于琴川或是其支流弦河以及内城壕等人工水路之畔。

虞山虽然没有惠山泉这样的名泉可供造园,但是更具眺望优势。其东麓既是“山林地”,也是位于城圈内的“城市地”,因此既得“城市”之便,又离“市井”之喧。虞山之阳,东可俯瞰常熟城,南可俯瞰尚湖与琴水,均利于“眺望”与借景。因此,常熟的“山林地”园林在单个名园比较上或许不算突出,但在数量上较无锡却更有优势。

1.3 “山林地”模式小结

根据常熟与无锡的案例总结,“山林地”模式的优势条件有三:一是“山林”意味着优质的自然景致,即计成自己总结的“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1];二是山麓常有水质上佳的水源(以名泉最优);三是倚山造园还可拥有“眺望”功能,利于借景。

后2点计成在《园冶》中并未明言,反是日本造园理论中有类似说法。如橘俊刚(传为《作庭记》作者)认为第一流名园必须具备“眺望”功能。他在与白河上皇讨论平安时期名园排名时就以此为理由将白河上皇所建的鸟羽殿排除出三甲⑥[10],是日本造园史上一则经常被援引的案例。造园学者森蕴则认为第一流名园都会以涌泉作为水源[11],这也是日本造园研究早期的一个重要论断。从实例上看,平安中后期到江户初期的日本名园确实也多倚山麓引涌泉做池,同时具备“眺望”与“涌泉”两大要素。两相比较,日本地理环境更多山林,造园并未特意强调“山林地”,而是直接将“山林地”的优势条件作为名园的评价标准。而中国江南地区“山林地”稀少,常感得之不易的计成则将其列为相地的首选加以推崇。

综上,无论我国江南地区还是日本,“山林地”实际都被认为是“相地”的最优选择,优质的涌泉则被看作是“山林地”园林的最优水源选择。

图3 明代(3-1)、清代(3-2)太仓水系与园林分布图2 “城市地”模式

《园冶》“山林地”之后是“城市地”条目。但其开头第一句就是“市井不可园也”[1],更像是被放到了“山林地”的相反面。从水源角度看,不同于“山林地”模式多以涌泉等自然水系为水源,“城市地”园林如《园冶》描述的“临濠蜒蜿,柴荆横引长虹。院广堪梧,堤湾宜柳……”[1]一般,更多以人工河渠为水源。图4 明代(4-1)、清代(4-2)苏州水系与园林分布图

2.1 “城市地”与人工河渠

明中期至清前期的太湖流域下游城镇(包括苏州、昆山、常熟、无锡、太仓等),是引人工河渠之水造园最频繁的时空。前一章所举常熟、无锡两城的案例中,除去“山林地”园林之外,剩余园林大多分布于人工河渠之畔。至于无山的城镇如苏州、昆山、太仓则更是如此。

例如太仓,东濒长江,南临上海,西连昆山,北接常熟,是太湖下游泄洪之要地及漕运海运重镇,人工水系十分发达。根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12]与民国《镇洋县志》[13]整理出历代太仓的造园情况(表3)。由宋至清,太仓州范围内的大小园林总计96处,位于城市地43处(明清2代计42处)。

空间分布复原显示(图3),明清42处“城市地”园林中只有3处位于远离水系的市井街坊,其余均选址人工河渠之畔。其中位于护城河、外塘河、泾河等城外河畔的园林有8处;贯穿城市的干河盐铁塘和致和塘河畔的园林3处;支路河畔的园林最多,有28处。可见,位置偏僻且水流稳定、水量适中的河渠是“城市地”模式最普遍的水源选择。

另一个典型案例——苏州城,控江南运河之中心,扼太湖三江出海之锁要,历代均为漕运重心所在;唐宋就已开发形成了“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式城市空间格局⑦。

苏州城内园林的盛衰变迁与城市水系也呈现出紧密的联系(图4)。两宋时期苏州城市水系已成型,但“城市地”园林的集聚性并不突出,多散布在城圈外围偏僻地带,倚靠城市水网连通又避开了西北部闹市区。明中叶,城市水道达到巅峰,“城市地”园林随着水道的开辟兴起于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大量人工河道新开辟的东城地带最为明显。此时园林分布的特征与太仓类似,多选择偏僻地区的支流河渠为水源。

清代苏州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度城市化与园林兴建的持续高潮打破了之前“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的传统。北部中心区大量的新建园林开始对城市水网带来负担,众多人工河渠被侵占。这导致清中后期的大多数园林不能再以人工河渠为水源。

综上,从明中期到清中期这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太湖东岸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群由于人工水网的发达,城市园林突显出以人工河渠为水源的理水特征。

2.2 “城市地”的其他水源

与“山林地”的水源关联性较单一不同,“城市地”园林理论上可选水源应包括全部4种分类:自然涌泉、自然河湖、人工河渠和地下水。但对明清江南园林的历史考证却突破了这一观念认知。“城市地”园林大多以人工河渠作为水源,其他选择仅占少数。

以涌泉为水源的园林在城镇内极少出现。原因是太湖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土层深厚多黏土,泉水只能源于浅层地下水,基岩裂隙水和承压水成泉只出现在有限的几处山地。平地难有涌泉,即便有泉也多水量不足,只能作为部分小水景的水源。

以自然河湖为水源的“城市地”园林案例多出现在早期。明代苏州城内只有3处:王鏊的怡老园以春秋时期吴国苑囿残留的夏驾湖为园;吴孟融的东庄和唐寅的桃花坞则选址于河汊交汇处,濠、溪、浜、湖等各种形态的水景丰富。其中东庄和桃花坞的水系其实也勾连在整个人工河渠的体系之中,只是还保留有较为自然的水景形态而已。更多以自然水系为水源的园林则要追溯到南宋以前,如五代广陵王钱元璙的南园、北宋苏舜卿的沧浪亭、朱勔的同乐园以及蒋堂的隐圃,都是将湿地自然水系改造成水池的案例。总的说来,以自然水系为水源的“城市地”园林虽然都是一时名园,但在数量上并非主流。且随着城市化进程,江南城市的市内自然河湖都逐步被人工改造为河渠,典型案例如宋代沧浪亭的沧浪水在明代就被改造为连接西边文庙水系的城市河渠[14]。清代以后几乎不再有以自然河湖为水源的“城市地”园林出现。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园林案例多出现在古代城市晚期。如前文提到的清代苏州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工河渠被侵占消失,部分原以河渠为水源的“城市地”园林,在清中后期被迫改变理水方式,通过凿井使用地下水代替人工河渠为水源。名园如留园和网师园等都经历了这一转变。今天残留下来的私家园林,或是经历了这一理水转变过程的园林,或是直到晚清最后一次造园高潮期才出现的小型水景甚至无水景的庭园,所以会给人以“城市地”园林多以地下水为水源的错觉。实际上,前者以地下水为水源只是后期不得已的改变,后者严格说来应属于后文将提到的“傍宅地”模式。图5 平安京内地质及主要贵族宅园分布[8]2.3 “城市地”模式小结

“城市地”的优势在于政治和生活上的区位便利,故水源选择不像“山林地”单求水质,而是根据地域环境讲求适宜与稳定。

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晰地反映水源选择背后的环境适宜性。日本早期受中国影响,也从河川直接引水造池⑧。但中国河川在穿过城市时多已河渠化,水流更稳定,而日本的岛屿地形导致自然河川短且水流急,以其为水源的庭园多受水患困扰。相反的是日本地貌多砾石层,孔隙大,含水量多,涌泉水量充足。所以从平安时期开始,日本的“城市地”庭园(尤其一流名园)已经基本转向以涌泉作为第一水源选择(图5)。平安末期因京都泉水量开始减少,导致日本的庭园水源选择再次发生转变:部分庭园坚持追求优质的涌泉,选址转向周边山麓“山林地”模式;另一部分则较中国更早开始小型化、旱庭化,最终在多重文化因素影响下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枯山水庭园。

综上,“城市地”模式的水源选择是对水质与水量等问题的综合考量与取舍。结果显示最具代表性的选择其实就是对当地水环境的最适应选项。明清江南“城市地”园林受限于区域涌泉的不足而又得益于水利建设的悠久传统,所以最适宜的水源选择就是遍布城市的人工河渠。

3 其他“相地”模式

《园冶·相地》除“山林地”与“城市地”外,还描述了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和江湖地4种。笔者看来,它们更像是“山林地”与“城市地”的衍生分类。

“山林地”与“城市地”其实源于唐宋以来私家园林选址分布的2个倾向:偏僻自然的“山林”与繁华便利的“城市”。笔者认为这反映了园林最本质的需求:在“自然”与“人居”两者间寻求平衡。所以,园林其实可分为“山林别墅”与“城市山林”两大体系。前者是在自然山林泉水之间融入人居,后者则是在城市之中模拟或重置一处山水林泉。从“相地”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交叉了外部环境中“城乡距离”与“自然要素”2类因子的基本分类体系,通常来说,更近城市的园林可获取的自然要素相对较少,反之,更远离城市的园林拥有的环境更为自然天成。“山林地”模式与“城市地”模式无疑是这两大体系中最典型的代表。但其中也有个别交叉的情况,如常熟城内虞山东麓园林群就是一个兼具了两大体系属性的群体。

至于其他4个模式,“傍宅地”属于“城市山林”大类,与“城市地”模式十分接近,在范围上也存在一定交叉区域,只是更偏向指代前文所言城市化后期大量新建的小型庭园。而“江湖地”则从属于“山林别墅”大类,区别于“山林地”模式兼具山、水两大自然要素,其更多是突显自然宏大的“水”景,这也是计成所处的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禀赋之一。而村庄地、郊野地则更像是“山林别墅”与“城市山林”两大体系之间的过渡。从出城三、五里之外到山林河湖之间,相互也常有交叉模糊的地带。

从水源选择的角度来看,“山林别墅”体系的园林无疑偏向自然天成,以自然水系中水质最好的山溪和涌泉为最佳,以代表性的“山林地”模式为首选,其次是水质略次但水景宏大的自然河湖为水源,也就是“江湖地”模式。“城市山林”体系的园林偏向适宜、便利,所以代表性的“城市地”模式选用水量充沛且稳定的人工河渠最为适宜,小型“傍宅地”模式通过挖井获取地下水最为便捷。过渡于两大体系之间的村庄地与郊野地,则多混合使用自然河湖与人工河渠2种水源。

综上,江南园林在集中而鲜明的两大体系统领下,其分布展示了如《园冶》所述的多样性:园林集中于山麓(山林地)以及城市水路的支河、内城濠等通水而又相对僻静的地段(城市地);自然河川湖泊的水畔风光优美处(江湖地)、城外水网密布的乡间(村庄地与郊野地)也都有园林散布其中;甚至中心城市的繁华地带也兴建了不少小型园林(傍宅地)。

4 结语

《园冶》的“六地说”本是计成所在的时空背景的特定认知,而非古人“相地”的严格“定式”。笔者将其分类纳入“山林别墅”-“城市山林”的坐标体系下,是以今人的眼光加以归纳总结,也并不能完全做到界分清晰。目的仍是便于统计分析,以更好地诠释古代造园活动及其背后的理景规律。

基于空间复原,最终得到的提示是:“相地”无非是在多种要素制约下的平衡与取舍,是倾向于山、水自然条件突出的“山林别墅”,还是政治、生活条件优渥的“城市山林”,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选择。但空间分布上最集中的惠山与虞山山麓园林群说明,综合两大体系优点的组合肯定是一个最佳选择。

基于水源分类方式,展现的是“相地”时对水质和水量的追求。从水质优劣排序来看,山溪涌泉≥地下水>自然河湖≥人工河渠;从水量的多寡来看,自然河湖≥人工河渠>山溪涌泉>地下水;从稳定性来看,人工河渠≥地下水≥山溪涌泉>自然河湖。虽然造园从来不是对单一要素的考虑,但水质最优的山溪涌泉与水量及稳定性综合最佳的人工河渠,确实是最受青睐的水源。

基于横向比较,得以进一步认知:“相地”模式与水源选择的根本,还在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东方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园林就是通过古人不断选择与尝试,适应了区域环境特性,才发展出各具自我魅力的景观文化特征。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注释:

①分类中地下水一类不包含第一类型中涵盖的自然涌泉,更多指平原地区的浅层地下水。

②秦汉起即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设置,明清江南城镇密集,出城五里与城市关系尚属密切,十余里已可能出现其他小型市镇。

③出自明代常熟当地医士沈玄的诗:“吴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偶经行。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齐女墓荒秋草色,言公家在旧琴声。我来正值中秋夜,一路哦诗看月明”。

④同治《苏州府志》是清代最后一部官修的苏州府志。由冯桂芬总纂,谭钧培《序》称其为《重修苏州府志》,题签标有“同治”字样。因为在光绪八年(1882年)由江苏书局开雕印行,所以又被称为光绪《苏州府志》。详见参考文献[8]。

⑤《重修常昭合志》是常熟在新中国成立前纂修的最后一部县志。清雍正四年(1726年)划常熟东境置昭文县,与常熟县同城。光绪十三年(1887年),庞鸿文编写两县合志,名《常昭合志》。民国六年(1917年)设常熟县修志征访处,由里人丁祖荫首主其事重修县志,其纪事自商周以来直至清末,故题名《重修常昭合志》。详见参考文献[9]。

⑥故事见于《今鏡》(伏見の雪の朝),转引自参考文献[10]。

⑦道路呈南北或东西走向,组成比较规整的方格网状,同时河道汇合而成的城内水网也与路网相似,形成双重棋盘式的格局。

⑧引河水入园的案例可追溯至奈良时代左京三条二坊考古发掘的庭园遗迹。其水源是利用人工改造过的与坊间道路相平行的河道菰川,蜿蜒的“遣水”入园后仍保持“曲水”的形态最终流出园外。

参考文献:[1]计成.园冶注释[M].陈植,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56-57.

[2]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3]魏家瓒.苏州古典园林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81-186.

[4]郭明友.明代苏州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5]周宏俊.借景の展開と構成-日本.中国造園における比較研究[D].东京:东京大学,2012.

[6]陈从周,蒋启霆,赵厚均.园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7]杨熙之,等.(光绪)无锡金匮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8]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9]庞鸿文,等.重修常昭合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

[10]本中眞.日本古代の庭園と景観[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4:103.

[11]森蘊.寝殿造系庭園の立地的考察[M].奈良:奈良国立文化財,1962(昭和三十七年).

[12]王昶,等.(嘉庆)直隶太仓州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王祖畬.镇洋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4]王劲.岂浊斯足清斯缨:沧浪亭之名实变迁考[J].建筑师,2011(5):66-72. (编辑/刘欣雅)

作者简介:

王 劲

1981年生/男/湖北汉川人/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造园史、城市史(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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