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城市景观体系的历史演变与成因研究

李恒 王向荣 Li Heng Wang Xiangrong   2018-07-20 10:03:04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Urban Landscape System of Dujiangyan

摘 要:城市景观内容丰富,包含了多个要素的集合,景观体系则是对要素之间的分析和概括。但目前研究多关注景观现状的类型分析,历史演变与成因较少涉及。从风景园林学角度出发,提出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要素所组成的景观体系,选取保存较好的都江堰为研究对象,以时间脉络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并挖掘体系的内在成因。望古代的宝贵营城造景经验,能够为今人学习并借鉴。

关 键 词:风景园林;都江堰;景观体系;历史演变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30-07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6-05

修回日期:2017-11-17

基金项目: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科学研究中长期项目“城乡生态网络构建”(编号2015ZCQ-YL-02)、北京市共建项目“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和北京林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共同资助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xr@dyla.cn

Abstract: Urban landscape contains abundant contents and includes the collection of several elements, while landscape system is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all the elem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ype analysis of present statu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auses are less involve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oi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landscape system composed by the five elements of focus, framework, boundary, basis and realm, and then selects Dujiangy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ort out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mine the inner forming factors. The precious ancient experience is expected to be learnt and referenced by the present peopl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ujiangyan; landscape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城市景观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学科背景,如城市规划学[1-3]、生态学[4-6]等。景观体系则是对内外全部要素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关系的概括总结,是整体层面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7]。目前的关注点多落在现状分析、保护和规划上,而变迁过程与历史成因却涉及不多,这与我国大量经历千年沿革而确立的城市及景观不符。中国古代城市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共生,确立了特有的城市自然系统[8]。城市景观则在此之上动态前进,融合人工营造不断完善丰富。根据现有景观要素分析[9],经归纳总结,本文主要分为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类。焦点指的是各种构筑,如塔楼桥关等,虽然属于纯粹的人工要素,却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骨架从不同层级支撑城市内外的空间关系,如山脉、水系;而边界可虚可实,一般根据时代变化存在,初期多以自然山川为主,随着城池建立,城垣、天际线形成新的类型;基底则是承载景观风貌的图底,面积较大、形式统一,如农田、民居;境域是蕴含了当地邑人精神思想的自然场所,饱含着纵情山水的隐喻,包括山林空间、各类寺观等公共空间。若以城墙为界限,按内外差异又可再次进行细分,由此提出了本文的城市景观体系。

当今众多城市面临着原有景观破坏严重、消失殆尽等严峻问题,地位不高、关注度不够的小城镇更难独善其身,被动的城镇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城市风貌。成都平原边缘的都江堰市即为一例,在经历“5·12”地震重建后,景观风貌表现同质化。而处于核心地带的古城与山、水、林、堰相互掩映,却依旧展现出魅力景致,目前已有少量研究[10-12]。但是,这些成果同样缺少历史变迁的关注,从研究到实践,历史脉络的不清晰和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城市景观趋同的困局。因此,以上述框架为支撑,选取关注力度不够却自身特色明显的小城镇为代表,深入变迁过程、分析内在成因,时间范围设定为战国后期至清代结束。

1 城市概况

都江堰市因水利工程闻名,原称灌县,经历了从乡村聚落到郡、县、州、军治所的变迁。本文研究的城市景观体系,即以明清“灌县古城”为线索展开。都江堰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交接带上,境内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降低,河道均属岷江水系,经水利工程分水后灌溉了平原腹地,山水形胜极佳,有“自晋徙都安为邑,治所历宋齐隋唐以迄于今,或为郡为县为州,沿革虽易,而形胜之势实西来第一门户”的描述。因位置特殊,这里很早便是东西往来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军事、贸易等功能,享“川西锁钥”之美誉。

图1 战国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2 景观体系发展研究

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古代城市确定出大致位置后,景观开始萌芽。随着城市格局和意象逐步清晰,五大要素相继出现。在体系的不断完善中,景观视廊同步产生,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和感知各阶段的体系内容。至封建社会末期,古人又归纳总结出“八景”,为现有研究提供了参考[13-14]。因此从城池变迁、体系形成到视廊确立和“八景”,它们在时间上保持连续一致,在空间上一脉相承。

2.1 古城变迁

古城变迁大致分为3个阶段,即战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虽然位置及范围呈现阶段性变化,但保持了延续。

1)第一阶段为萌芽期。都江堰自古蜀起便为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境内有距今4 000余年的“芒城”遗址[15]。秦灭蜀后设蜀郡置湔氐道,诞生了最早的聚落雏形。后李冰建“湔堋”,此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只能推测大概位置。汉代级别提升[16],具体空间形态仍不可考。到两晋南北朝始置灌口镇,由于局势动荡,治所曾不断变化,共出现过3座城池[17]。但因灌口位置更加优越,又最终回到原点,并逐渐稳固成为历代郡县所在地。

2)第二阶段为成熟期。隋唐五代,边远地区摩擦频频,都江堰的军事意义陡增。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于汶上县旧址(今灌口街道)置镇静军建玉垒关,据地理条件推断,城池范围基本出现。两宋时期军事防御需求更加突显,城市形态有了更为清晰的描述。宋刘随时任判官,见“军无城堞,每伐巨木为栅,坏辄以他木易之,颇用民力”,因此动员全城百姓“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使相连属,以为限界,民得不困”①。宋代城垣范围极大,今白沙乡杨柳坪和古城内杨柳河都是当年“环植杨柳”留下的遗迹。

3)第三阶段为繁荣期。明初城池终于修建,据山临水。西北城垣依山势起伏,西门与玉垒关据守川西松茂古道,南临内江,东北城垣往外扩展,将三泊洞水纳入城中。明中期又以石加固并筑城楼4座:“砌石高丈六尺,周八里,计一千四百四十丈,城以石,自此始有门四翼以谯楼,东宣化门上为省耕楼,南导江门上为阅清楼,西宣威门上为怀远楼,北镇安门上为拱极楼。②”由于明清战乱,清康熙年间陆续培修,城池虽比前代稍小,但格局未变还确立4条主干道,范围及空间结构也最终确定。

2.2 景观体系发展

2.2.1 战国时期

秦建置可看作景观体系发展的起点。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人口很早便在玉垒山麓聚集,而水利工程完成后,堰工留守使得规模壮大。同期,建堰时传说李冰曾与江神斗,博弈处称斗犀台。此处可尽瞰宝瓶引水,与离堆互望,景色极佳,后来也逐渐演变为实际的览景胜地,围绕它的建设一直持续,可视为景观体系的中心。由于其他资料欠缺,此时以岷山、岷江的自然山川为外部骨架,斗犀台为外部焦点的景观体系初现萌芽(图1)。

2.2.2 秦汉三国时期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愈发被历代政权关注,汉灵帝时(156—189年)设“都水掾”负责渠首工程的管理,蜀汉时(221—263年)设堰官,官、民阶级建立,因此在城建上必定有所体现。又依据“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③的全国水平,聚落规模较前代应有所扩大。另外,《风俗通》载:“(李冰)径至神祠,劝神酒”,加上李冰石像的挖掘为实证[18],推测此时应该已设祠祀李冰,即今伏龙观前身。而西南郊,青城山于秦代被封为国家祭祀的山川圣地之一,东汉时期张道陵又于此传播道教,推动了山林空间的营造,古城景观所辖范围极大扩展,于是,景观体系仍依托自然山川为外部骨架,但以李冰祠、斗犀台、衙署为代表的焦点开始建设,并于斗犀台0.5km内聚集。加之都江堰灌区的拓展,农业生产与成都平原区域同步,民居、农田形成内外基底,青城山为外部境域要素(图2)。

2.2.3 两晋南北朝时期

李冰的影响力日益明显,为其设祠即最直观表现。益州刺史刘季将原祭祀古蜀王杜宇的“望帝祠”于齐建武时期(494—498年)迁至郫(今成都郫都区),原址改为供奉李冰,名“崇徳庙”④,是继李冰祠后又一处关键场所。其位于玉垒山西麓,坐东朝西,背负青山,前临内江,距离堆约840m,斗犀台约660m,是祭祀李冰的理想之地,后来渠首鱼嘴迁至附近也是印证了选址之优。另外,还于金龟山始建文庙,距崇徳庙同样约为840m。崇徳庙、文庙相继确立,焦点要素继续丰富,0.5km圈层也再次扩充。同时,在道教的推动下,青城山迎来了建设高潮,升级为成都平原上重要的寻仙问道场所,境域要素加强(图3)。

2.2.4 隋唐五代时期

虽然该时期在边界地区有所摩擦,但军事防御工程和整体区域环境的繁荣稳定,促进了景观体系快速发展。首先,贞观初年(627年)于地势险要的虎头岩上建“玉垒关”⑤,其扼据通往松潘、理县、汶川的“冉㟌山道”,位置形胜极佳:“玉垒峙雄关,山色平分江左右;金川流远派,水光清绕岸西东。”此处海拔约749m,比斗犀台高约7m,距崇徳庙仅450m,除军事作用外,也成为后来重要的览景胜地,有诗赞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⑥“玉垒浮云际,巍然第一关。东流千派水,西去完重山”⑦。同时,它的出现基本勾勒出城镇范围,加上渠首工程的后移,玉垒关又升级为俯瞰水利工程、崇德庙、李冰祠的关键节点。此外,唐开元四年(716年)兴建的灵岩寺又使得景观体系往北拓展。寺位于山腰,大致位于城北2.5km外,虽距城稍远,但胜在环境幽深。该阶段的景观体系在之前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为关、庙、观、寺、亭等焦点要素的明显增多,其中部分规模还持续扩大,向境域要素转变(图4)。

2.2.5 两宋时期

北宋元祐年间,刘随筑“杨柳城”,城市景观因绿树环绕别具特色,边界要素也由外部山川转变为以更具体的形式出现。水系方面,因南临内江,满足了城市供水、灌溉、航运等需求,西边、北边可凭山势护城,仅东边并无守可据,故从城南三洞口(今三泊洞)引水北上,绕城于东,与杨柳城垣共同强化了边界,该要素的变革是景观体系的扩充与进步。

除此之外,0.5km圈层内意象继续补充或新增。先是伏龙观下建园林“花洲”,《灌记初稿》载:“宝瓶口外,浪花如雪,银山倒卷者为花洲。洲之上,宋知永康军事虞刚简,尝筑堂游观”;魏了翁《永康军花洲记》云:“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号果园……宾朋翕合,凭槛纵观,逝川腾辉,列巘献状,嘉卉输秀,古木樛翠,危雉突立,长桥卧空,奇云落霞,杲石霁月,随境变态,应接不暇”。因“银山倒卷”可推园内盛植李、梨等果树,江风吹拂、银花滚滚,是城区第一处纯粹的园林空间。文中还提到“长桥卧空”,点名了花洲附近有桥横卧,能够作为景色出现,应具备一定规模。据考证,城西1.0km岷江上靠近渠首工程处,有桥名“珠浦”,杜甫曾称其为“竹桥”⑧,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大理评事梁楚重建,改称评事桥,是连接东西横跨岷江的要道。但因离堆山位置突出遮挡,于花洲内并不可观其状。而另据揭徯斯《蜀堰碑》云“江水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云、步云二桥,又东至三泊洞,酾为二渠”,又见乾隆《灌县志》“步云桥,治前;凌云桥,治南一里”,可判断“长桥卧空”即凌云桥。古城临水而建,不可缺少桥梁以利交通,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属于另一类焦点要素。此外,斗犀台继续营建,其上怀古亭改为浮云亭“辛未登城西门楼。自门少转登浮云亭,李繁清叔守郡时所作。取杜子美诗‘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⑨。

图2 秦汉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3 两晋南北朝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4 隋唐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5 两宋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6 古城随山势起伏,水、城、山拾级向上(引自徐文等,《古城遗韵》)于是,以斗犀台为中心,评事桥、凌云桥等焦点要素在0.5km范围内相继确立,花洲的出现丰富了城区境域要素,而伏龙观、崇德庙、文庙等规模逐步扩大,也从单纯的焦点向境域空间转化。五大要素内外层级全部形成,景观体系于两宋末期正式确立(图5)。

2.2.6 元明清时期

元代,整个成都平原在战争的摧残后恢复缓慢,除了水利工程的修缮外,城市建设基本停滞。明代在之前基础上修建城垣,靠玉垒山麓的西段,依山就势,忽上忽下,别具特色,自成一景(图6)。另又向东扩张,之前作为东边护城河的三泊洞水被纳入城中,并于中段位置分作两渠从东北墙脚出城。岷江水也终于和城市完全融合,带动民居临水而建,城水关系较之前密切许多,有诗赞曰:“郫筒饮罢又鸣驺,忽扑征尘古灌州。多少人家环水次,高低雉堞倚山头。千年胜迹离堆在,五季繁华夕照收。独有青城高不极,烟霞晃朗豁双眸。⑩”

城池确立的同时,其余景观也得以完善。李冰祠改为伏龙观后,祭祀活动影响至全川,与花洲组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间组团;崇徳庙因道教的影响改名为“二王庙”,规模继续扩大,结构装饰颇为精美;文庙于康熙、乾隆年间两度修缮,形成翠绿林茵、大气庄重的内部空间,三者从焦点转为境域要素,重要性继续维系。宋代珠浦桥于嘉庆年间改名为“安澜桥”,它距鱼嘴不远,横跨岷江水,与二王庙呼应,轻盈的索桥结构与连绵山脉形成强烈对比。城南凌云桥于光绪四年(1878年)重建,称“普济桥”“南桥”,于此桥上可观雪峰、离堆、城池,二桥保持传承延续。

此外,城内还兴建城隍庙、清真寺、魁星阁、水利署、岷江书院,于外置疏江亭、观澜亭、寿客亭、观凤楼、奎光塔、武庙等,一系列意象完善了内外景观体系。城隍庙处城内西玉屏山麓“栋宇巍峨,地势高而天鉴远;声灵赫濯,人心肃而神听和” ,是集市场、庙会、朝拜等多种功能的新兴公共空间。而贸易往来不断融合少数民族,清真寺随之修筑。城北文笔山另建魁星阁、岷江书院,与文庙构成了文风盛地。城外,离堆左建观澜亭,丁工鱼嘴处建寿客亭。再往东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立的观凤楼,清末重建后颇擅形胜,雄踞城东扼要道,是进入古城前的焦点。城南还有一塔,始建于明,目的同魁星阁,均为培文风而立:“奎光塔者何,前明人以补地形之缺者也。 ”它与魁星阁一南一北,一外一内,遥相呼应。

随着城墙、城门和城楼的竖立,以及塔、楼的修建,城市景观从城外西、南方往东部拓展,平衡了四周布局,形成了以0.5km圈层为主、3.0km圈层为补充、15.0km圈层为扩张的古城景观体系。从战国至清末,关、亭、桥、塔4类人工构筑作为景观体系中的焦点,突破城墙于内外分布;城内街道、水系和外部山川则形成了骨架要素;边界要素从依赖自然山川发展为实际的城垣,在明代正式确立;民居依水修建,农业生产发达,民居建筑、田园村落构成了内外层级的基底要素;官署、文庙、伏龙观、二王庙、花洲等逐渐从焦点转为内部境域要素,灵岩山、青城山补充了外部的境域,景观体系最终确立(图7)。

2.3 景观视廊变迁

景观要素在各时期有所不同,景观视廊也随之变化。战国时期,古城只见聚落雏形,以自然山川为基底,斗犀台出现后则主要朝向西、南方赏山川之美。秦汉时期,离堆之上始建李冰祠,斗犀台开始作为东南方视廊的端点。而青城山的营建,扩展了意象范围,约13.0km的距离满足了遥望古城的条件,增加了西南望向城镇的通道。两晋时期,崇德庙、文庙、衙署让登临玉垒能够观望聚落焦点。至隋唐,重要节点玉垒关始建,以崇德庙、玉垒关、斗犀台、伏龙观为主要意象的西北—东南视廊继续发展(图8-1),而城北外部的灵岩寺则形成另一条南北向视廊。两宋时期,花洲让西南意象组团继续强化,评事桥、凌云桥则勾勒出2条东西通廊,一是北边的崇德庙、评事桥和鱼嘴线,二是南边的伏龙观、花洲和凌云桥线,南北纵横格局基本清晰。明清时期,西门楼的修筑补充了玉垒关、城隍庙、宣化门省耕楼这条东西向视线,也是贯穿城内外的主要通廊(图8-2)。城北魁星阁的竖立补充了灵岩寺、竹林寺的南北延伸,而奎光塔耸立,往北眺望山水城池,往南纵览田野流水,又与城内高点呼应。至清末最终形成4条廊道,其中又属西侧的南北视廊和北侧的东西视廊最为关键,其贯穿内外、延续古今。具体变迁过程见图9。

2.4 灌阳十景

清代景观风貌确立后,古人有诗载,“青城描不尽,客赏意何穷。翠竹窝栖凤,寒潭卧伏龙。离堆岚锁峽,洞口石生风。晚渡江沙白,灵岩灯火红。竹林飞夜雨,圣塔响晨钟。老人村尚在,不见白头翁”“青城洞天、翠竹栖凤、寒潭伏龙、离堆锁峡、洞石生风、白沙晚渡、灵岩灯火、竹林夜雨、圣塔晓钟、老人胜地” ,十景依次出现,除青城山、老人村和白沙渡距离较远之外,其余均在古城5km范围内。景色由近及远,由多变少,与都江堰古城景观体系的3级圈层结构相符,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图10)。

而“灌阳十景”更强调自然人文的融合,以及城池本身所依的自然形胜和观察者的感官体验,自然之境、人文之境、心灵之境,共同构成了古城景观的传世佳境。五大要素未被全部囊括,又反映出古代城市景观的提炼受到了当地人文、哲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区别。

图7 明清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8-1 二王庙、玉垒关、斗犀台组成的南北视廊

图8-2 于西门望玉垒关、安澜索桥3 形成因素研究

古城景观体系从模糊,到清晰,再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沿革演变,5类要素、景观体系不断出现、调整和丰富,形成因素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3.1 连绵山脉

古城半山半城,山麓可居、山腰可赏、山顶可瞰。同时,这里历来就是兵家所争、多民族汇聚之地,虽然治所曾不断变迁,但还是回到了最初位置,山脉在选址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城市景观方面,玉垒、灵岩、青城三山距离不断增加,由此划定了古城的3级圈层。明代建立城垣时将玉垒山部分纳入,一是满足军事防御的需要,二是提供了很好的景观背景。从山脚的文庙,到山腰的城隍庙、魁星阁,近山头的西门、玉垒关,多个要素在立面上互为呼应,山城共[19]。城北外的灵岩山、更远处的岷山,群峰婉转,层峦叠嶂,春夏青如眉黛,秋冬白雪皑皑,山、城之美不可胜收。南边青城经历代营建,自然人文要素丰富,其海拔高、距城远,满足了民众对于“仙境”在空间和心灵上的标准。因此,在唐宋基本确定城池位置后,围绕山脉的景观体系迅速补充。

3.2 内外水系

古城与水自是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城名由水而来,发展因水而兴。岷江从西北深山峡谷而来,流经城南,经梳理后分为四水,与山脉构成了重要的防御工事。另外,江水直通成都,水利之便也带动了航运的发展,推动古城活力的聚集。城市景观方面,内江分为四水后于东南北部包裹城市,加上西北山脉,不管是平面还是立面空间,城市都依托优越的山水格局镶嵌其中。同时,灌溉水网的发展带动了成都平原上的农业生产,唐宋后“沟洫夹道,流水潺潺”“菜甲豆肥,稻麦如云”等农业景观愈发突出,碧水环城,绕于东南,农田之属,阡陌纵横。而城内,内江水经三洞口(今三泊洞)引水后蜿蜒向北流去,过将军桥后又分叉为2支去往东边和北边,岷江化作碧水萦绕城中,不仅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水,绿树临水而植、人家临水而栖,也强化了基底要素。

3.3 商业贸易

“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短短14个字便将松茂古道所经地名串联起来,跟随董湘琴的《松游小调》而广为传播。都江堰作为松茂古道的起点,重要性不仅在于统治者可长驱直入而镇西夷的军事作用,而且在营城、贸易往来和文化融合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摄影家伊莎贝拉·伯德于中国长江流域摄影考察并撰写《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其中如此描述灌县,“它是北方与藏族地区的贸易中心,在冬天最为热闹,多达500人的藏民牵着牦牛载城墙外扎营,用羊毛、毛皮、皮革、麝香、鹿角、大黄和其他许多其他药品交换茶叶、黄铜器、少量的丝绸和布”,并认为其是“中国地理位置最佳”的城市。借此优越条件,发达的物流中转带动了城市内外的发展,伊莎贝拉描述中的城外即指松茂古道的起点“西街”一带,此处商铺林立,不绝于斯,形成了著名的商业一条街[20]。明清时期,各类集市每日开展,繁荣的商业贸易丰富了古城的另一面,玉垒关、西关等意象又蕴含了更多内容。图9 战国(9-1)、隋唐(9-2)、两宋(9-3)、明清(9-4)时期景观视廊变迁3.4 多元文化

都江堰本身历史悠久,又是多民族的聚集之地,与成都平原区域特征相符,本土文化开源而融合,水文化、道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便是影响最深刻的3个方面。水利工程的建设造福成都平原,但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自然水系仍旧无法完全控制。当洪水来临,先人祈求江神显灵及早退去,干旱时又祈祷江神降雨普度众生,因此对水神和李冰的崇拜源远绵长,江渎祠、川主庙在四川境内比比皆是。都江堰古城面积不大,却先后修建了李冰祠(今伏龙观)、崇徳庙(今二王庙)2处著名的祭祀场所,还不时于伏龙观举行全川范围内的求雨大会[21],可见水文化影响之甚。

道教文化同样重要。青城山自汉代成为发祥地后,经历持续建设成为道教名山,兴盛延续至今。其自然环境优越,符合“仙境”的一切基础条件,是最重要的外部境域要素。而道家思想、道教文化还反映在城市和建筑的选址、空间布局、艺术风格等方面,如水利工程的顺其自然、城池的因势而就,又如青城山的众多道观,古城内外的城隍庙、伏龙观、二王庙等。此外,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更与民间文化相融,李冰神化、虚构李冰之子等故事,百姓信奉颇深。崇徳庙改为二王庙,伏、崇二祠的修建颇费功夫,均侧面反映出道教文化的影响。

另外,都江堰西北属于藏、羌、回民族区,通过贸易的推动,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占据一定比重。例如,历来久居的回族同胞于古城南边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集区,目前仍有明末始建的清真寺留存,市场、商铺等配套设施随之建设,均直接影响了古城风貌。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赋予了古城的多样化特色。

图10 “灌阳十景”分布4 结语

清末,都江堰城最终确立了“镇夷关高踞虎头。第一程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峦,蔚然深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 的景观体系,并推动多条景观视廊和“灌阳十景”的形成,可以说是典型范例。而在其演变过程中,又受到了多方因素的驱动,在共同作用下逐渐完善。先人传承的营城和造景经验使我国的古代城市各具特色,变化万千,在如今城市景观愈发趋同的大背景下,更加值得今人去深入学习、挖掘和借鉴。愿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当今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景观发展及保护提供理论支撑,愿更深入地挖掘历史,唤醒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景观特色的理解,少一点被动和盲目跟风。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注释:

①(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五十六·刘随传》。

②(清)彭洵《灌记初稿》。

③(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后蜀传》。

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灌县乡土志》。

⑤(清)光绪十二年(1887年)《增修灌县志·卷二·关隘》。

⑥(唐)杜甫《登楼》。

⑦(清)缪延棋《登楼》。

⑧(唐)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

⑨(南宋)范成大《吴船录》。

⑩(清)刘肇堂《灌县》。

11(清)孙天宁《重修城隍庙碑》。

12(清)周因培《重建灌县奎光塔碑》。

13(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灌县志·卷二·古迹》。

14(清)董湘琴《松游小调》。

参考文献:[1]董鉴泓,阮仪三.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52-60.

[2]董雅文.城市景观生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5-29.

[3]田银生,谷凯,陶伟.城市形态研究与城市历史保护规划[J].城市规划,2010,34(4):21-26.

[4]李秀珍,肖笃宁.城市的景观生态学探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5,(2):26-30.

[5]李团胜,肖笃宁.沈阳市城市景观结构分析[J].地理科学,2002(6):717-723.

[6]宋治清,王仰麟.城市景观及其格局的生态效应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4(2):97-106.

[7]刘奇志,肖志中,胡跃平.城市景观体系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2000(5):22-25.

[8]王向荣,WANG Qian.生态系统服务[J].风景园林,2017(1):4-5.

[9]张继刚.城市景观风貌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与方法浅谈:兼谈城市风貌特色[J].规划师,2007(8):14-18.

[10]徐文,王国平,马及时.古城遗韵[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25-317.

[11]邓盛杰.都江堰市城市建筑风貌特色研究与实践[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5:62-79.

[12]赵力元.灌县古城风景营造的历史经验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9-53.

[13]赵夏.我国的“八景”传统及其文化意义[J].规划师,2006(12):89-91.

[14]何林福.论中国地方八景的起源、发展和旅游文化开发[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2):56-60.

[15]卞再彬.芒城遗址与舞禹时代古蜀文化初探[C]//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文件,1999:6.

[16]任乃强.川大史学:任乃强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327-376.

[17]应金华,樊丙庚.四川历史文化名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6-141.

[18]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J].文物,1974(7):29-32;112.

[19]李和平,肖竞.山地城市“城—山”营建关系的多维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3(8):40-46.

[20]何斌.都江堰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6-27.

[21]灌县都江堰水利志组.灌县都江堰水利志[G].成都:灌县县志编辑部,1983:21-25.(编辑/李旻)

作者简介:

李 恒

1991年生/男/四川成都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北京 100083)

王向荣

1963年生/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本刊副主编(北京 100083)

上一篇回2018年6月第6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都江堰城市景观体系的历史演变与成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