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空间生产研究——逻辑、机制与实践

赵亮 / ZHAO Liang 陈蔚镇 * / CHEN Wei-zhen   2017-05-29 00:18:26

摘要:近年来,景观空间逐渐成为中国空间规划冲突与协调的焦点,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景观空间的资本运营。首先介绍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理论缘起与脉络;其次,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经济逻辑、空间生产的机制、注重差异性和社会公平的创造性实践3个层面梳理了“空间生产”思想的基本内容,界定“景观空间生产”概念并归纳6个主要研究议题;最后运用宏观经济数据初步分析了我国景观空间生产实践,表明其受政策驱动的特征及其经济周期性的特点。旨在呼吁景观学界加强对资本全球化扩张过程中负面效应的关注,倡导通过“生态—政治”辩证思维方法提升景观规划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风景园林;景观;空间生产;列斐伏尔;哈维;机制;差异性;社会公平

文章编号:1000-6664(2017)03-0039-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06-05; 修回日期:2016-10-12

Abstract: The landscape spac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th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space planning while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begu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pital operation of landscape spac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ed Lefebvre's "production of space" theory. Secondly, it organized the main content of "space production" ideology by three aspect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creative practice which promoting differentiations and social justice. The preliminary definition of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Landscape Space Production" was made, and it summarized six main research topics. Fin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hinese landscape production practice by macroeconomic data analysis, indicating that the production of landscape space is driven by politics accompanied with economic cyclical feature. This research advocate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expansion and enhance execution and operability by "Ecology-Politics" method during landscape planning.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spatial production; Lefebvre; Harvey; mechanism; differentiation; social equity

从1个多世纪前的城市美化运动与自然主义的探索,到近现代风貌型城市消费空间的塑造,直至最近兴起的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创新经济的“波兹曼模式”,景观空间的生产早已跨越了“生活容器”的单纯指向,而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带有强烈的资本吸纳或催化效应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市场化转型背景下,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景观空间规划提供了重要借鉴。

1 “空间生产”思想脉络回溯1.1 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思想

“空间生产”思想源于20世纪下半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西方社会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关系批判性理论方面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出现城市中心衰落、财政危机等负面现象。对此,列斐伏尔认为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当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以城市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上,而不应再像以前那样放在工业生产的所有权和社会组织上。因此,他在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发表了《城市的权利》(1968)、《城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以及《空间的生产》(1974)等一系列著作,并开启了20世纪60—70年代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主要是哲学、地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

列斐伏尔在1974年发表的著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一书中详细讨论了 “空间-历史-社会”的三元辩证法,即“(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①,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空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生产性的[1]。列斐伏尔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按照空间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绝对的空间(absolute space),处于自然状态的空间;第二,历史的空间(historical space),埃及的神庙与君主专制国家、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等政治国家形式的空间;第三,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空间;第四,差异的空间(differential space),重新估价差异性的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列斐伏尔认为对于当下所处的第三(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阶段,为了解决过度生产和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化为另一种流通方式——“对建成环境的投资”,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与空间相关的一切都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在这里,空间的生产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维持自身的一种方式,空间亦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城市的规模效益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机构与商业功能,而且呈现“爆炸”的趋势,最终,整个社会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了空间的生产[1]。

列斐伏尔的另一重要研究成果是对空间三重性的划分,他认为空间具有3个层面: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这三重空间的特征分别是“实在的”( lived )“构想的”(Conceived)和“认知的”(perceived),三重空间之间辩证统一。“空间实践”强调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物质形式,例如建筑、规划文件和相关机构;“空间的表征”可以理解为对空间的概念化,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社会工程师和某些艺术家虚构出的概念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的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社会主体实际占领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1]。列斐伏尔这样的分析有些抽象,其核心观点仍然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1.2 “空间生产”思想的后续发展

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New-Marxism)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包括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等,产生了诸如“第三空间”(Edward W. Soja, 1989)、“社会-空间辩证法”(Edward W. Soja, 1989)、“时空压缩”(David Harvey, 1989)、“时空分延”(Anthony Giddens, 1991)、“社会空间视角” (Mark Gottdiener, Ray Hutchison, 1995)、“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Manuel Castells, 2000)等一系列概念与思想。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2]。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反映的趋势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同时社会科学取代自然科学,占据空间研究的优势。对此,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在对空间的社会机制进行解释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终融合将“不是经由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而是经由自然科学的‘社会化’来完成”[3]。

在西方学术界,列斐伏尔的思想对城市学、建筑学、景观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戈特德伊纳(Mark Gottdiener)的著作《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1989)褒扬列斐伏尔的思想将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相调和,弥补了人文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这2种主要的城市分析方法的缺陷,同时认为多核大都会地区(multinucleated metropolitan region)是晚期资本主义一种显著的社会空间形式[4-5]。建筑评论家屈米与列斐伏尔拥有类似的思想,认为应当将对建筑的思考转向对建筑发展过程的关注,只有通过对空间形成过程的分析,才能将空间的物质尺度和社会尺度相结合,摆脱因精神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关于空间认识的障碍[6]。美国建筑学家、哈佛大学建筑理论教授麦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将列斐伏尔的文本(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哲学理论)收入1986年编著的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一书,认为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与塔夫里、罗西和柯尔柯亨等建筑理论大匠相媲美[4]。在西方,类似方向的研究思潮还朝向景观都市主义、生态城市主义发展,试图通过跨学科的,特别是跨越景观与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来突破传统景观理论的局限[7]。

2 “空间生产”思想在逻辑、机制、实践3个层面的基本内容

2.1 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经济逻辑

人与自然共生已成为当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空间生产思想的表述突破了 “人与自然二分法”哲学认识。列斐伏尔认为自然空间正在消失,自然空间的消退不仅发生在物质环境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思想中,因为人类对于什么是自然、自然的原有状态等问题已不再关心,自然空间已经沦为各种社会系统塑造其特殊空间的原材料产地。“随着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城市中的自然、空气、阳光、水等曾经丰富的东西在变得稀少了,这些元素具有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并进入了交换流通领域,成了财富的一部分,而最终应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1]。

戴维·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研究则更具针对性,书中哈维努力阐释“全部有关‘环境’的提议都必然是社会变迁的提议”[8]。本文列举哈维对这一结论推导过程中的一些简明观点:1)18世纪开始,对自然的统治以及对人类本质的统治开始归入市场的逻辑;2)货币价值(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提供了衡量“自然”资产唯一共同的(普遍的)准绳,那些批判用货币评价“自然”的人,要么避开日常经济实践和政治权利,要么用根本上异化的语言(如某种激进的生态话语)来表达那些深刻而不能用货币衡量的价值;3)“人-自然”二分法没有固定的边界,现代科学、技术和我们日常实践一直都在突破这种二分法;4)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5)全部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规划,反之亦然,全部生态规划都是社会-政治规划;6)生态计划与政治-经济的计划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果我们要更好地把握理解环境或生态问题的方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更仔细地观察生态学和政治学相互联系的方式;7)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比当前所拥有的“科学统一性语言”(社会科学和生物/物理学的统一性)更加统一的语言,或创造在不同话语领域进行翻译的工具,以履行对自然的共同责任,即一种社会-环境变迁的辩证法[8]。哈维的思想意在表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机制必然有与其相联系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2.2 空间生产的机制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必然以消除各种空间性差异、实现世界空间的一致性为目标,最终呈现一种量化的、均质化的空间,即一种各个部分可以互换的商业化空间,一种力图消灭所有差异的空间,一种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的空间,一种“对空间的支配”[1]。当今时代,“表征的空间”(符号化的空间)正不断侵占、席卷和吞噬所有未被商品化的城市空间与景观空间。

列斐伏尔过于看重空间的重要性[9],哈维则通过“资本三级循环过程”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以及它又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资本的循环包括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 ),即资本投资于工业生产过程;次级循环( second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人造环境的生产;第三级循环(third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关的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3]。伴随知识经济对空间品质的需求,景观空间的生产也转译为对“人造环境生产”的投资,被迫卷入全球资本的次级、三级循环中。哈维(David Harvey) 认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变化就是为了规避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僵化和刻板性,产生了一些更加弹性和灵活的积累模式与资本流动方式,同时这种灵活流动使人们产生了“时空压缩”之感,“时空压缩”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统治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10],人们沉醉于追逐差异、个性、多元、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产品,而不再去追问其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8]。正因如此,加拿大学者梁鹤年指出“我们努力相信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美好的终极愿景,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霍华德的理想终被资本主义所窒息,他的田园城市变成了西方城区扩散的‘遮羞布’”[11]。

2.3 注重差异性和社会公平的创造性实践

随着空间越来越广泛地被分割、制造、生产与出售,以消费主义观念为指导的全球性空间生产模式正在被疯狂地复制。这些空间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转, 逐渐形成了一个消除了所有差异的、均质的、任何元素都可以交换的商业空间。它将带来自然、城市文化乃至人的生存方式的同一。这一进程中,自然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泯灭了,甚至可以说自然界已经被空间生产扼杀[12]。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意识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模式背景下,许多北美城市曾以其本土建筑文化闻名,但现在却致力于改头换面,譬如为了获得更大的旅游、游憩和休闲娱乐方面的经济效益,而将现代建筑与传统城市肌理的碎片包裹在一起,作为某类供人选择的主题游览路线,城市建筑逐渐商品化,变成了文化的产品,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变得千城一面,源于地方性和历史性的城市特色已濒于消失[7]。在同质化问题上,列斐伏尔和哈维倡导通过对空间的创造性活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捍卫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状态的权利。列斐伏尔认为唯一有意义的学术的和政治的事业就是生活,提出以“自治”的原则,通过“日常生活”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满足人们各项权利[1],这样的解决方案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相比之下,哈维的思想则更为积极乐观,寄希望于从空间批判意识的觉醒走向空间的实践与行动。作为一种倡议,哈维提出“共性与差异性”的辩证法,即人类有足够能力来尊重文化、地方和多样性,并创造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生态系统[8]。

西方近些年持续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空间的过度资本化带来的“空间与社会公平”问题,在景观学中表现为环境公平、绿地可达性公平等。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哈维寄希望于每个城市规划都符合生态规划,试图给出一个真正具有革命和彻底变革意义的方案以呈现一个“可能的城市世界”,借以阐明为争取环境正义而进行斗争的合理性[8]。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推进到“自然(环境)的生产”,将正义维度置入环境和空间变迁过程中[12]。哈维认为环境正义问题不得不与长期的可持续性探索结合,同时资本也是重要生态变量,哈维并不否定资本的作用,只是憎恨资本逻辑下资本积累对环境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同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弹性积累时代,实现社会革命和变革的中心也不再是以前的工厂,新型社区才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和重要的力量[9]。受其影响,西方规划管理开始出现一种“正义”语境下的新公共服务(PCP)管理模式,主张通过民主参与和公民对话来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13],并且在划实践中逐渐兴起了“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与“协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希望通过促进公众对规划过程的参与建立包容协作的新型社会关系[14-15]。

3 景观空间生产研究的界定

空间的资本化最早反映在城市化过程中,西方的空间生产研究多数也以城市空间作为考察对象,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90年代诸如《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等著作的出版,城市空间生产研究热情高涨,但正如列斐伏尔本人所述,空间资本化不仅发生在城市,也同时发生在森林绿地、滨水开放空间等广义的景观空间之中。近些年景观空间生产研究在西方文献中相当常见的表述包括“Production of landscape”(景观的生产)[16]“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nature/ tree/forest”(城市自然/树木/森林的社会生产)[17]、“production of green space/public space”(绿地空间/公共空间的生产)[18]等(图1)。本文界定“景观空间生产”研究主要探讨景观空间在社会中被生产的逻辑、机制与实践。景观空间生产核心的研究议题归纳为以下6个方面。

1)运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3个层次的划分来分析景观空间规划政策。一些西方景观领域学者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开展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16]、防止海滩退化的景观修复政策[19]、利用宗教景观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政策[20]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农业景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即是对景观空间的物质层面的管制,也是一种空间的表征(政治话语),最终用来倡导(鼓吹)不同的政治目标,然而农民是否采用这些标准主要取决于是否能获得货币的或者无形的经济利益[19],此类调查分析往往能够揭露景观政策潜藏的危机,关乎政策的执行力。不同游客、社会阶层倾向于赋予景观政策美学的、资源利用的或经济方面的意义(游客对空间的表征)进而才选择是否准守政策[19]。

2)当代景观空间资本化现象及其机制分析。类似于西方,中国的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并不断从城市空间生产向景观与城市相互交叠的空间蔓延[21]。在这方面,国内已有大量案例研究揭示在全球资本化以及灵活生产关系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影响下,中国城市历史风貌区、滨水空间、国家森林公园、经济开发区、内城住区、旅游目的地等空间的生产机制改变,空间过度资本化,空间特色消亡并趋于同质化,空间正义丧失等问题[22-30]。上述研究比较多地出自城市规划、建筑学或公共政治领域,借助空间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我国的空间生产机制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研究。

3)景观空间价值,特别是交换价值(市场价格)测定。景观空间的交换价值并不等同于其使用价值(绩效),并且多数景观空间具有明显的“价值溢出”效应。西方很多研究通过“特征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来测定绿地对住房价格变化的贡献率,从而间接测算绿地的市场价格[31]。其他的测算方法,例如条件价值评估(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通过对使用者的社会调查,根据个人愿意支付的维护费用来反映景观空间或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货币价格。

4)景观空间与社会公平方面的研究。资本的运行与社会公平紧密相关,进而衍生出环境公平、绿地可达性公平等议题。Heyney(2006)等的研究表明,美国密尔沃基市各地方的绿化覆盖率由于公民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和种族民族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公平的分配,并且资本导向的管理运营方式加剧了这种不平等[32];Wolch(2014)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低收入人口的公园、绿地空间的可达性低于高收入人口,而这一现象与绅士化(Gentrification)现象联系在一起[33]。

图1 “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生产”与“景观空间生产”研究的逻辑关系(作者绘)5)更具可操作性的景观空间规划战略研究。空间规划的实质是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空间管制,各类规划主管部门围绕土地发展权的空间配置开展博弈,但是仅仅通过从物质规划技术角度看待这一过程只是对规划协调方法的表象认识,对于单纯以技术的协调模式解决空间规划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如同缘木求鱼[34]。对于景观规划而言,将景观空间意义与空间概念落实到规划过程之中可以借助5种通过规划介入的行动(Ahern,1999; Langevelde,1994),包括认知(cognitive)、意图(intentional)、制度(institutional)、沟通(communication)、行动(action)[35]。有关政策、规划工具与制度性的执行机制包括:重叠分区(Overlay zoning)、开发权转移(Transfer development right)及生态廊道与公共运输廊道的整合性规划(The integration of greenways and guide-ways planning)等。另外,“协作式规划”方式能在市场经济多变、多元投资环境下协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有待进一步研究。

6)强调差异化、复杂、多元的景观空间设计方法研究。这一方面,景观都市主义倡导者琳达·波拉克(Linda Pollak)受到列斐伏尔空间的社会性思想启发,反对图-底对立的惯性思维方式,勾勒出一种在多种尺度嵌套及混合作用下(而非简单归入大、中、小尺度)思考场地的方法,通过这种尺度的变换来创造差异化的、可识别的理想景观空间[7]。

4 景观空间生产研究的实效意义4.1 景观空间逐渐成为空间规划冲突与协作的焦点

景观空间规划是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内的重要组成,有着越来越广义的空间界定与丰富内涵,与目前规划法定体系的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生态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多有交叠,在实际工作中,景观空间的退让常常成为空间规划博弈中各规划相互协调的一种妥协选择。然而在中国地方增长主义和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景观空间生产蕴含了影响城市土地运营的深刻机制并可能成为一种切实有效的空间策略,即是“生态限制性要素”也是“城市发展性要素”。

景观空间生产能通过对空间生产逻辑的深刻理解和空间的创造性活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捍卫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状态的权利,并成为支持社会正义的创造性实践。我们当下缺乏关于景观空间生产的学术研究与地方实践的累积,例如在景观空间与城市其他功能空间的土地使用相容性、比例及影响要素等方面缺乏量化研究;景观空间规划通常还借助于简单的静态博弈模型,而缺乏多目标土地利用优化的过程性决策支持研究等。

4.2 对景观空间资本运营的持续关注

[LEPC]①第5期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如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展开讨论,热烈的学界讨论中呈现出很多共性观点:风景园林具有巨大产业化潜力;抛弃“园林是公益事业”的思路;园林不是仅具社会服务的简单属性,十几年来行业蓬勃发展的主因是园林成了一种投资工具,是开发商获利的手段,是城市打造形象的途径;需要改变“价值的倒挂”;认识到园林的真实价值,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等,显然这样的讨论还刚刚开始。

由于“景观空间生产”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一级土地开发市场中是关键的撬动因素,近年涌现出一些与空间生产高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触媒与城市发展耦合的研究。例如,郑曦认为“政府主导,公私合营(PPP)模式适用于作为公共空间的新区景观建设[36-37];赵锋等在“北京市城市绿地发展战略研究”中尝试从战略的角度,探讨“绿地”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其自身可能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以及综合效益的形成[38];陈文、周昕尝试突破传统景观规划相对孤立和封闭的规划过程,以昆明市绿地系统规划拟合城市发展动态,建立城市绿地系统投资经济模型,将景观嵌入与土地一体化增值的开发模式中[39];阎水玉、黄光宇等基于绿地作为经济属性上具有“公共产品溢出效应”的土地利用类型特征,探讨了绿地将如何被利用(功能与经济问题)以及与其他各类用地在数量与空间布局上的互适平衡问题[40]。在地方实践层面,我国开始涌现大量通过区域绿地规划协议[41]、弹性规划管控[42]、经济可行性分析、占补平衡、挂钩政策[43-44]等多种形式来进行城市土地决策优化的探索。各方学者开始积极探讨地方实践中景观空间生产如何嵌合企业家精神政府与土地运营的过程,以实现影响更为深远、持续与多赢的景观价值。

5 中国景观空间生产实践——宏观经济视角下的初步探讨

中国随着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非中心化和市场要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地方政府趋向于采用企业化的管治方式[45-46],中国的城市土地运营具有明显的一级与二级土地开发层级[47],“景观空间生产”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一级土地开发市场中显然是关键的撬动因素,下面以一组数字来说明。

中国1990—2014年园林绿化建设投资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在1990年仅为2.39%,2002—2014年由7.67%提高到11.19%(图2),仅次于道路桥梁与轨道交通领域位列第三。各省景观建设投资总额分为4种情况(图3):A类以上海、浙江为代表,投资总额在2004年后开始下降;B类以江苏、山东、北京为代表,投资总额逐年上升;C类以广东、河北、重庆为代表,投资总额在2011年前后大幅上升后下降;D类投资总额较小且波动不大。景观空间生产与我国近些年大规模推进的新城建设、旧城更新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政策高度相关,其投资运营机制、周期性与阈值、投资可持续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2 中国每年园林绿化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其在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作者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2—2014》数据绘制)

图3 各省每年园林绿化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及4种类型(作者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2—2014》数据绘制)6 结语

从西方发达国家到中国本土,资本化的“空间生产”作为当代空间发展的方式将持续存在。由于国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治理方式的不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景观空间生产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更像一种时间上的迟滞),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规划甚至“收缩规划”的阶段,政府治理方式的市场化转型必然带来景观空间生产机制的重构。本文探讨的“生态—政治”辩证思维方法有利于提升景观规划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促进景观规划从传统“愿景式规划”向更有效执行的规划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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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花)

作者简介:

赵 亮/1987年生/男/山东枣庄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景观空间生产(上海 200092)

陈蔚镇/1972年生/女/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低碳城市、生态城市设计、景观规划(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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